“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六讲：生物技术的重塑与内源发展

        12月15日下午，CIAD报告厅迎来了“农政与发展”讲座系列的第六场学术盛宴，来自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吉多•雷文卡普教授（Prof. Guido Ruivenkamp），与来自校内外不同专业领域的师生们一起探讨生物技术刺激发展的巨大潜能到底是“欠发达”（underdevelopment）问题的一种解决途径，还是构成这一问题的一部分。

        雷文卡普教授从事有关生物技术的研究已有三十年，他从全球粮食链条以及农业产业链条中的生物技术谈起，认为生物技术和粮食生产的全球社会组织交织在一起，而不是简单的侵入或者外在于这一组织，全球粮食生产以及其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权力关系已经整合进了生物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另一种粮食生产组织方式——新的生物权力系统（system of bio-power）。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农业活动的外部化，如原本由农民自己所进行的选种和种子的多样化过程变成了机构育种和杂交种子，再通过作物培育人员和推广机构传递给农民如何使用的知识；原本由直接生产者所建立的有关土壤肥力、作物保护以及有关整个农业生产的地方性知识被化肥以及生物化学物质所转化。与此同时，有关“谁是专家”的权力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从而创造了农业生产系统本身的“无知”以及对外部机构的依赖。在这种农业外部化的历史过程中，有组织的机构侵占了生物农场活动；而在农产品的储藏和加工过程方面，不同类型的产品具有了更大的可替代性（如黄油原本由牛奶制成，现在可能的原料有很多种），使得不同类型的生产者之间有了竞争的关系；与此同时，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下，特定的种子不再仅仅在特定的区域播种，也不再拘泥于特定的气候条件，即生产走向去地方化。农业生产与自然环境、农业生产与食品生产以及食品质量之间曾经非常紧密的关系变得疏离与脱钩。

        雷文卡普教授进一步阐述了产品的政治化（生物权力）。信息化的种子、酶以及发酵技术成为生物权力的核心，催生了新的全球食物生产系统，同时也大面积地改变着劳动分工和社会经济关系。种子公司具有了更为强有力的远程控制能力，不同原料之间的可互换性造成不同生产者之间的竞争，由此，产品，比政策制定者更具有政治代理者和传递者的功能。此外，由于这些能够改变全球劳动分工的产品可以申请专利，而专利则意味着你拥有了在一定的年限内排他性地改变社会的权力，自然科学家可以通过设计种子、酶等来改变这个世界，因此，他们比社会科学家更像是政治代理人，权力从政策制定者转移到种子设计者，酶的设计者和自然科学家手上，因此非常有必要通过开源发展（open source development）的方式来改变专利结构。

        生物技术通过嵌入其中的编码加速农业与外部环境、农业产品与食物产品、农业产品与食品质量、农业与健康的分离，如同其他的一些人工制品，生物技术制品确实具有某种政治性的、能够干预社会关系或强化不平等关系的编码，但是，这些编码也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可以改变的。因此，围绕复杂社会中生物技术的重新编码问题，各方在不同战线上展开了斗争。其一为意识形态战线，即超越对生物技术的支持-反对之争，超越积极方面与灾难方面的分裂式讨论，而充分考虑社会与技术之间的相互关联与调节，以及干预和改变其中关系的可能性，即可以重构或者重新设计生物技术；其二为定制生物技术（tailor-made biotechnologies, TMBT）的出现，即重新连接农业生物技术所造成的脱钩，同时将技术知识作为公共物品和开放的知识，而不是通过专利进行重重保护，与此同时强化地方特色资源与当地民众能力建设，实现内源性的发展；第三则是通过转变生物技术人工制品中非物质/物质内容的策略行动，通过选择特定的亚政治性的科学信息，或发展能够提供社会活力的产品，开发作为地方发展的产品，或以产品为中介，强化当地的粮食主权与粮食安全问题。

        最后，雷文卡普教授提出了重新编码过程中战略性行动与策略性行动之间连接的一些具体方式，如通过整合其他社会关系与改写种子中所嵌入的政治内容等，将“关怀”、“农业文化”等概念重新纳入其中，重新建构种子的非物质/物质构成，塑造后现代式而非传统型的小农，促进区域和国家的内源发展。讲座结束前，雷文卡普教授就师生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