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二十讲：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乡村能动性与村转型

【农政与发展 20】迈克尔Ÿ伍兹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乡村能动性与乡村转型

齐格蒙特·鲍曼在描述全球化时说道：“全球化已经成为一把意在打开通向现在与未来一切奥秘的万能钥匙，然而，对每个人来说，全球化是不可逃脱的命运，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被全球化。”保罗·维里利欧在阐释全球化的后果时提出“尽管弗朗西斯·福山宣告的历史终结为时过早，我们却可以越来越有信心说目前正处于地理终结期，这儿和那儿的区分不再有任何意义。”全球化不再是城市的特权，乡村逐渐成为全球化的对象，并且与城市联系愈加紧密，与城市的界限愈加模糊。在这样一个不可逆而又前途未卜的全球化过程中，乡村产生了何种变化？又是如何维持自身存在的？ 11月1日下午，在“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二十讲中，来自英国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的迈克尔Ÿ伍兹（Michael Woods）教授在人文与发展学院CIAD报告厅以“全球性乡村？——全球化背景下的乡村能动性与乡村转型”为题向我们呈现了全球化过程中乡村的生存发展之路。

伍兹教授首先向我们描述了乡村社会在物与人两方面的变化，这两个方面都体现为全球化打破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边界，使得物与人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流动。具体地，就物来说，一方面是乡村向城市出口的农产品数量逐年增加，伍兹教授引用了大量的数据和表格向我们描述农产品出口额在近几十年中的增长幅度；另一方面是城市资本进入乡村，国际土地投资、矿业投资的区域范围不断扩大，制造业在乡村设厂成为城市资本进入到乡村的新途径。就人的方面来说，主要表现为全球化所带来的外来者进入到农村的新图景：在希腊，一个个村舍售予了英国人，英国人成为希腊乡村的村民；在爱尔兰，巴西务工者在乡村寻求就业机会；在全球，乡村逐渐成为外来者的旅游胜地。

在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中，乡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本土化的特征在减少，更加具有全球化的色彩。可以说，全球化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乡村的地区性。乡村经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逐渐为外来资本所侵蚀，社会形态逐渐分散，传统文化的作用力和影响力不断减小，并为外来文化所消融。全球化对乡村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可否认，也是不可忽略的。然而，伍兹教授在此话锋一转，把听众引入到另一处风景，乡村是否总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呢？

在阐释乡村在全球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时，伍兹教授采用一个关系的视角向我们解释了全球化如何影响到乡村。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片面的、静止的过程，相反，它是复杂、多维度且时有矛盾的一系列过程。这个过程涉及连接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纽带关系的繁衍、延展和加强，全球化则依靠改变连接各地区的现存关系来改变当地的现状。乡村也并非孤立地、静止地处于社会空间内，而是不断受到社会过程、经济过程、劳动关系、家庭关系、文化习俗和实际风物的影响，它的独特性和地区性通过土地与经济、自然与社会、农村与城市的多种关系呈现。也就是说，全球化是一个不断与地方发生联系，并改造地方的过程，乡村也在依赖着多重内外部关系而展现自身的特殊性，两者由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而呈现出特点，并以不同的连接形式发生联系。

通过讨论乡村的经济、社会生活的变化和以关系的视角来论述全球化对乡村的影响，伍兹教授认为虽然全球化的后果是不可预计的，但全球化的经验与后果在不同农村地区可能迥然不同，乡村并非总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它们也不是对抗全球化的政治防御堡垒，一些乡村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新生，并详细列举了新西兰的皇后镇、澳大利亚农民和法国拉尔扎克的实例来论证。全球化的过程被全球性的行动者和力量推动，并将当地的行动者和力量或招至麾下，或与之协商，或加以操控。但全球化同时也被当地的行动者和力量所左右，全球化所带来的网络、资源和行动者与当地的个体融合，形成一种杂合的村庄。全球性村庄的地区性得到了保存，异质的个体通过全球的地区性连接起来。然而，此地区性已非彼地区性了。（陈晶环整理，刘娟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