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22-1讲：农业多功能性是农民的赋权之路吗？

【农政与发展 22-1】弗拉米尼亚·文图拉：农业多功能性是农民的赋权之路吗？　　2012年11月8日下午，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迎来了第二十二讲，作为本次讲座的第一位演讲者，来自意大利佩鲁贾大学经济与食品科学系的高级研究员，弗拉米尼亚·文图拉（Flaminia Ventura）首先与大家一起分享了她对农业的多功能性的一些认识和看法。她的演讲主要包括三部分：多功能农业的产生背景和形成过程；多功能农业的特点、要素及其影响；多功能农业的适用范围与新型市场政治架构的形成。

 

　　文图拉首先介绍了当前农业与社会的关系变化，从市场能力（即控制市场变量获得盈余的能力）和政治能力（即控制制度框架的构建过程的能力）两方面分析，她认为农业的市场能力和政治能力都弱化了，在生产主义模式下，食品供应链主导着农民和消费者，这使得市场已不受农民的控制；农民不再有控制制度框架建构过程的能力，其政治能力弱化为对现代技术要素和管理的新环境的适应能力。

　　新世纪伊始，欧洲面临新的社会政治背景，疯牛病和其他食品污染事件使得如何维持欧洲的农业生产方式成为社会政治议题。对食品安全和可持续的环境的新需求催生了以“高竞争力、可持续性和优质产品”为口号的欧洲“新共同农业政策”，其核心是降低保护价，鼓励竞争。这一政策的总体目标是：通过采取逐步减少价格支持的措施，使欧洲农民适应世界市场价格；通过对内部需求与出口水平的积极影响，提高农产品在欧盟内部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为达到食品安全的新标准提供环境保护补贴，将竞争性与可持续性结合起来。在生产主义指导下的农业部门（以农协和农民合作社为主）的反应则是：在市场层面，仍是按照现代主义的方式组织技术和管理，通过产品整合、界定标准以及知识与技术的生产，增加农业部门在粮食供应链中的议事权；而在政治层面，与农业部门的社会经济重要性下降形成宣明对照的是——对农场进行投资并提供收入补贴。

　　这一套现代主义的市场化推进策略，把农业进一步锁入大的食品生产链条之中，其结果是农场附加值的减少和市场所占份额的逐步增加。其中，农场附加值2000年为25.6%，而2009年降为25.1%，而农民的净收入更是出现普遍而大幅度的下降，在2000年，他们尚能从食品生产链中获得7.6%的净收入，到2009年，这一数据已经降为1.5%。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波动也增加了，农产品离场价格、消费者购入价格、食品工业价格、食品的最终消费价格相比以前都产生了巨大的波动。紧接着是许多专业的“工业化农场”纷纷破产或倒闭或废弃（例如现代的马厩，拖拉机，挤奶设备，机械等等）。面对如此境况，农民想要保护属于自己的资产，就需要对农场资源（如土地、劳动力和知识等）进行全新的多重的利用，以开拓多功能农业路径。

　　多功能农场涉及新的农耕方法的发明和应用、食品生产供应链的缩短、新的巢状市场的构建等形式。农场主要通过三个方向的重组来实现其多功能性：其一是深化（deepening）商品生产，通过直接销售高质生产的有机农产品来缩短供应链；其二则拓展（broadening）土地资源，实行新的农业生产活动保护土壤和自然环境，实施农业环境计划等；第三，重新定位（re –grounding），调动资源，广泛利用调动各种资源和能源生产，合作、兼业等方式，以求实现从规模经济（scale economy）到范围经济（economies of scope）或网络经济（economies of networks）的范式转换。

　　这样的多功能农场的创新带来了新的变化：一是市场要素的社会建构，农民直接和消费者建立联系；结果之二则是通过自主选择可利用的农业生产技术对当地环境的创造性适应，形成了新的农业生产形式，文图拉在此列举了卡拉布里亚地区的文森佐农场和西西里岛的罗柯脱奶场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案例；第三，通过新的市场关系和网络重新形成食品供应链；第四，农场创新和新的活动带来了新的市场（案例，马托农场的天然香水、切尔雅家庭农场的农业旅游等）。这种新型的农民与消费者关系建立和维持的关键要素在于：农民的声誉；如何描述产品；互利；多链条的关系；基于传统的创新；基于新的交流和沟通策略。多功能农场不仅改变了农场内部的关系，也改变了农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农民重新拥有了对农场资源和组织的控制权，在新的社会-文化网络中形成了新的联盟，为稳定的收入采取了种种策略，出现了新型的农民网络和创新。

　　紧接着，人们可能会问，多功能农业只适用于小农场和小规模生产吗？文图拉举了意大利的农业生产者志愿者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买下两个奶厂，直接与消费者对接，目前有超过3200个销售网点）和瑞维福德的有机蔬菜农场（小农场生产者形成的网络，通过小型的特许经营物流公司网络送货到家，每周为超过6万个家庭服务）的例子，通过农场自主的创新策略构建新的市场关系和网络，这些案例明确地回答了多功能农场的规模问题。这也提醒我们，农业生产和新的活动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如何在传统的食品供应链中创造市场力量的问题。

　　在面对市场的多重挤压过程中，相对传统的农场，较多的多功能农场选择增加投入或至少将多种经济活动维持不变，而不是减少对农业生产的支持。他们视传统与多种经济活动的结合为他们的优势，在销售时间上有更多的自主性，可以等待市场价格更为合适的时机，有新的金融资源来增加产品质量、进行产品细分，对市场有更多的应变策略和更强的适应性。这种复杂的多功能农场对现代的市场服务和信息指导有新的变化和需求，使现代技术管理的任务环境消失了。农民的力量来自于与市场的新关系，来自欧盟和意大利的一些调查数据显示了当地人口对于农业和农民的重要性的肯定以及对农产品产地和质量的日益关心，而欧洲相关农业新政策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实现聪明的增长、可持续性增长和包容性增长。

　　在结论部分，文图拉总结了多功能农场的新型市场政治架构，她认为多功能模型中的农民形成了新的市场权力和新的政治权力。面对大市场，农民有新的市场空间，并采用产品细分策略，有自己的社会和市场网络。新型的农耕模式使其具有新的社会功能，形成了新的联盟，生发出解决新的社会需求的方法，使农民过上了有质量的生活，也使得农业成为具有吸引力的部门。讲座最后，文图拉和在场的师生们就这个主题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互动。（冯小整理，刘娟编审）

【农政与发展 22-2】保罗•彼得森：农业生态学——拉丁美洲的可持续农业运动　　2012年11月8日下午，“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22讲的第二位演讲者，来自巴西的保罗•彼得森就拉丁美洲的农业生态学发展背景以及它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一种科学，同时也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如何应对当前农业领域的危机等进行了详细阐释。

 

　　彼得森从有关饥饿问题的两个主要叙事说起，叙事之一认为战胜饥饿要靠增加作物产量，其二则认为一个不可持续的农产品体系在使全球多重危机接连发生，并不断加剧。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次洪涝旱灾，都在证实关于饥荒的预言。人们疑惑的是，主要的原因究竟在于人口的快速增长还是粮食不足呢（《展望周刊》，1974）？本世纪开始的时候，人们发现，事实上粮食生产不仅足以养活地球上的60亿人，而且足以养活80亿人，世上从未有过如此多的粮食，但为什么还是有8亿人在挨饿呢（《展望周刊》，2000）？在2008年前后国际性的危机蔓延的时候，《金融时报》认为粮食危机同时也是进行全球农业改革的绝佳机会，为了解决这一危机，可以采取人道主义途径、贸易途径或其他政策干预。2008年6月法新社刊登了美国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的讲话，他认为生物科技能解决粮食危机，因此他敦促各国拆除对生物技术和其他创新技术的壁垒，以增加粮食生产。他说,“我们必须打破导致粮食价格升高的关税壁垒和贸易政策，这会让人买不到粮食，也不能获得生产粮食的最好技术。”而事实上，粮食（以及其他多重）危机只是为控制着巨额资本以及先进技术的相关利益集团提供了获取巨大利益的机会，世界上忍饥挨饿的人口从2000年的8.2亿增长到2008年的10亿。相比二十世纪下半页（1950年到1990年）世界粮食生产每年2.1%的增长；过去十年，粮食生产每年仅增长1.2个百分点。

　　目前主流形式的全球农业面临三个彼此关联的危机，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危机的根源是农业工业化（绿色革命的技术）、全球市场的放开（自由化——国际贸易协定）、跨国公司经济与政治权力的集中（粮食帝国）。现代全球农业是与大自然脱节的农业，是高耗能的农业，已经成了将石油变成粮食的艺术（B. Clark & R. York，2008）。随着石油的获得逐渐难以得到保证，环境渐被破坏，粮食安全也日益受到威胁。粮食的供应是经济与生态体系之间最脆弱的一环。现代全球农业也是与粮食消费脱节的农业，粮食、油籽和牧业工业集团种植工业化的单一作物，依赖工业化农场，它们与生态体系的联系断裂，在经济领域却纠缠甚深。

　　“经济价值观的确立意味着贬低了其他所有形式的社会生活，这种贬低将技巧解释为匮乏，让公共产品成为资源，把男人和女人变成待价而沽的劳动力，智慧成了无知，明明是在依附却貌似能自主。”（Esteva，1992）

　　目前，全球粮食生产的60%供人类食用，其余40%用做饲料。每年浪费的粮食超过了总产量的一半以上（23亿吨），亦即白白产生了5亿吨温室气体。人们已经不知道他们所消耗的食物来自何方，农民也不知道他们所种植的农产品会销往何地，是谁在买和卖，贸易规则是怎样的，规则是由谁所制定等都已模糊，一小群跨国企业对粮食的生产、加工和分配的掌控越来越强，它们被称为“粮食帝国”（Food Empires），而所谓的绿色经济则是一种与主流叙事相契的回应。

　　传统的小农应对现代农业种种弊端的方式包括发展农业的多功能性、减少现金开支、让农业扎根于自然、从事多种活动、开展新的本地合作形式、提高转化率等。作为对农业危机的一种新型应对，农业生态学既是一种社会实践，也是一门科学，同时又是一种社会运动，是来自地方对“全球挑战”的应对。农业生态学强调精细化而非简单化，它通过种种相互关联的创新活动使系统中的生物量和土壤肥力不断增加。这种小农农业具有很多生态潜力, 它基于光合作用的能源利用,能够保持多样性和连续性,实现对资源和空间的最佳利用和营养的再利用,有利于水资源保护与管理、生物延续与作物保护，具有再生力与稳定性。农业生态学有多种策略，包括混作、田间放养动物、轮作、使用绿色肥料和有机补充物。农业生态学将生态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生态学、生物控制、生态经济学、基础农学和农民的乡土知识相结合形成独特的原则，具有专门的技术形式。对于农业生态学的取向并不尽一致，地块或场地路径强调植物的种植和动物养殖的结合，而生态系统路径则在强调二者的结合之外注重这一生态系统与周围环境以及自然资源之间的良性互动，食品系统路径则需融合更多地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等因素，达到整体上可持续的均衡。彼得森还注意到农业生态学诸多创新的地区网络，在这里，农民创造并分享知识，与科研机构互动，围绕地区的战略性项目建立集体认同。他认为这种本地的创新是农民的一种应对，具有政治意义。

　　最后，保罗•彼得森指出，农业生态学代表了未来农业的特征，即不再依赖化石燃料，是对环境影响轻微，对自然友好的农业生态体系，能够应对气候的变化和其他突发状况，具有多功能性（生态体系，提供社会、文化和经济服务），是当地粮食体系的根基。农业生态学体现了对粮食主权的捍卫，人们有权对自己的粮食和农业体系进行界定；人们有权获得安全的、与本地文化相适应的粮食；粮食需以生态学上合理、可持续的方式生产出来。通过对粮食主权的捍卫，农民进而可以获得能源主权和技术主权，创造具有地区适应性的农业形式。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以权利为根本，以综合的地区的视角，通过善治纠正权力的不平等，进行能力建设，培养应对变化的能力，作出长远承诺，保证充足的资源。

　　保罗•彼得森是巴西知名的农业经济学家，现任巴西一个著名的非政府组织“家庭农业与生态农业”（AS-PTA）的执行主席。他曾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国际大学农业生态与农村发展硕士学位，研究兴趣包括农村发展、家庭农业及农业生态学。在过去的20多年间，“家庭与生态农业”组织一直致力于从地方、区域和国家三个层面来鼓励和加强家庭耕作和生态耕作，以推动巴西可持续农业的发展和食品安全问题的改善。他同时也是巴西农业生态协会副主席，巴西农业研究所外部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国家热带半干旱地区研究中心的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农业：生态农业的经验》杂志的主编。（徐思远整理，刘娟编审）

 

【农政与发展 22-3】塞尔吉奥•施耐德：新兴经济体（巴西）的农村发展之路

　　2012年11月8日下午，参与“农政与发展”讲座第22讲的第三位演讲者——来自巴西南大河联邦大学的教授塞尔吉奥·施耐德（Sergio Schneider）以巴西为例具体为大家阐述了新兴经济体的农村发展之路。塞尔吉奥·施耐德于1994年获巴西金边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1999年获巴西南大河联邦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食品社会学、农村发展、粮食安全、农村非农活动、家庭农业、地域开发以及农村政策等。他与来自拉丁美洲、非洲和欧洲的很多研究者合作开展了诸多研究项目，代表著述包括《家庭农业与工业化》（2004）、《家庭农业的兼业性》（2009）、《农村发展中的行动者》（2011）等。他目前是巴西农村经济、社会学与管理学会主席，知名期刊《农村研究系列》的主编以及多个国际组织与巴西国内组织在农村发展、农业与营养学方面的专家。

　　演讲主要围绕农村发展中的新兴经济力量进行讨论，施耐德教授清晰地呈现了巴西农业现代化和农村饥饿与贫穷并存的历史、民主的回归、行动者与国家政策、草根创新与市场建设以及巴西农村发展所受的制度限制等图景，随着民主思潮的发展，巴西农村新兴经济力量不断成长和壮大，这些新兴的经济力量通过自主的市场开拓以及与政府的斡旋互动，正在积极开拓着新的发展空间，然而，现存的制度依旧是其发展的主要障碍，国家在面对两极化的行动者时如何使治理运转起来则非常关键。

　　二元农业结构，即资本主义农业和家庭农业的并存的状态引发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至1990年左右巴西的农业现代化，也导致了社会不平等的扩大，所谓的“巴西不穷，但极度不平等！”八十年代的危机过后，政府管理出现了新的模式，地区、市等开始承担新的职能，公民社会、新的社会反抗形式等复兴了民主之路。1988年，新宪法承认了对社会应负的义务，确定了政府的新职能和新原则，跳过1990年至1992年的新自由主义时期，政府在九十年代重新回到了经济和社会生活之中，由此带来的明显变化是收入不平等的减少、最低工资水平的回升以及农村领域新的社会行动者的兴起和对“新”的农村发展的讨论。

　　巴西公民社会与政府的互动模式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农村地区的社会抗争，第二阶段为九十年代的建议和沟通，第三阶段为2000年至今的共同管理和政策制定。巴西的农村发展政策也可以分为三代，其中第一代的农村发展政策主要是1993年至1998年实行的推动农业与农村发展政策；第二代主要是1998年至2004年的社会政策，对新获得的权利的补偿和确认；第三代是2004年至今倡导构建有利于保障粮食安全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的政策。家庭农民通过强调农业生态学知识，减少市场成本，生产新产品，并将自己的产品售往本地市场（如参与“家庭采购计划”或向学校供应），实现对产品价值的重新整合和创新。然而，面对这些独立的行动者，国家如何使得相应的治理有效运转起来依旧是个问题，但不管怎样，这样的行动还是得到了相关部门新项目的支持，并拥有一系列行动组织的支持。

　　最后，施耐德教授总结道，巴西农村发展一直都处在社会不平等的背景中，这些不平等带来了经济上的巨大差异，最近15至20年的努力为巴西带来了消除贫困和社会不平等的新的农村发展之路。这一新的农村发展之路源于草根，同时一些公共政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绝大多数的发展创新是农民或农村居民为摆脱经济上受到排斥、克服农村生活的脆弱性而自发采取的策略。

　　演讲结束后，施耐德教授就师生提出的关于巴西“无地农民运动”、农村发展政策实施的三个不同阶段等相关问题一一进行了回答。（付会洋整理，刘娟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