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十讲：无处不在的日常政治

言及政治是否必谈政府？政治是否注定肮脏、卑鄙和无耻？是否只有统治阶级才是“政治阶级”，而普通大众却只能是政治的承担者，正所谓“底层无政治”？如千里之堤的宏观政策，又是何以毁于千千万万细微的蚁穴？“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十讲“无处不在的日常政治”正好解答了这些疑问。作为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本尼迪克特·科尔弗列特（Benedict Kerkvliet）教授讲述了什么是无处不在的日常政治，以及日常政治之于宏观政策变迁的意义。

讲座幻灯片的封面首先提醒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物件，其背后可能富含深厚的政治含义，几本普通的书册，一盏煤油灯，自行车、手风琴、推土机、卡车、军帽等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符号化的影像会投射出独特的政治含义。科尔弗列特教授并不急于点明，相反，他首先引导大家理解“政治”这个基本概念。所谓政治是对资源的控制、分配、生产、利用以及这些活动背后所隐含的价值与理念。其中，资源不仅仅指涉传统意义上经常强调的权力，还包括土地、水、货币、教育、空气质量等，它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而价值和理念可以包含诸如自由市场、公平分配、父权制、中央权威和宗教权威等一些心理认同。进而，他指出，在传统的政治研究中，往往都是以政府为中心的，强调对于政治系统、行政机构、官员、革命等主题的研究。尤其是像越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政治研究大多集中在对于政治系统、政治人物的关注上，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记者和普通民众等也被囊括其中，比如市民如何考量政治，但这种研究通常得出负面的结论。此时，科尔弗列特教授话锋一转，指出他认为政治并不必然与肮脏、卑鄙和无耻紧密相连，政治也不仅仅涉及政府，政治可以出现在很多地方、很多情境中，并且具有道德的多个侧面——好的与坏的、积极的与消极的、有原则的与无原则的。家庭、社区、大学、邻里等等，政治无处不在，而且并不必然都是暴力的、消极的，有许多是平和的、顺利的，将研究的视野仅仅桎梏于那些具有明确政治性的组织会忽视很多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事物。

接下来，科尔弗列特教授分别以菲律宾吕宋岛中部农村地区和越南红河三角洲的集体农作为例，逐步揭示了日常生活情境下的政治议题和日常政治的四种形式。在菲律宾的案例中，科尔弗列特教授首先提出了实地研究中的几大困惑：当地人们的生活条件为何相差如此悬殊？人们是如何看待、理解和评价这些差异的？人们面对这些差异时会采取何种行动？他意识到村庄虽然表面看上去一片“政治死寂”，即几乎没有政治活动，几乎、甚至根本没有关于政府的公开讨论，也极少涉及政府的公开行动，但私底下，每个人对自己所处的境遇有高度的认知，也有大量关于不平等的讨论，他们或认可、支持以证明现状的合理性，或顺从以表明他们尽可能接受现状，或批评、抵抗以显示自己对于现状的不满，正是不同社会经济类别的村民之间的这些复杂关系维持了日常政治中的主要活力。不管是在获取诸如土地、拖拉机和工作机会等关键性资源的过程中，还是在地主给农场工人分发点心和餐食方面，亦或者是在收割稻谷、拾掇稻穗、生产投入和出售稻米等各个环节上，谁、什么时候、怎样、以何种依据获得哪些资源，这样的问题皆可追问，事实上，这片稻田上农作活动的各个方面都是政治性的所在。

在这些案例的基础上，科尔弗列特教授将日常政治（everyday politics）与倡导政治（advocacy politics）和官方政治（official politics）区分开来，指出所谓日常政治一般是通过一些平静的、普通的和细微的表述与活动，来接受、顺从、调整和对抗那些针对资源的管辖、生产和分配的规范与准则，这些表述和活动极少是有组织的或直接的，其具体形式包括支持、顺从、调整和抗争。越南红河三角洲的集体农作案例详细地列举了上述四类不同的形式。

最后，科尔弗列特教授以越南为例，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日常政治对于越南很多地区事实上的去集体化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深刻影响了政府新政策的出台，即以家庭农作取代集体农作。这样的案例看起来并不陌生，在中国、老挝、坦桑尼亚，同样的故事都曾上演。总结而言，日常政治的重要意义包括：对政治研究进行补充，增进了我们对于普通民众的理解，深化了对于组织如何出现及其运作的解释，增加了我们对于政府项目和政策的理解，从而更加洞悉发生于自身周遭的政治。

提问环节，听众对于日常政治是否能真正改变不平等、日常政治与倡导政治的区别、日常政治这个概念对于学术研究的贡献、以及在当代中国农村发展的情境下，尤其在面对快速工业化与城市化浪潮时，如何运用日常政治这样的概念来探究农业和企业、农业和合作社、以及小农与大农户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受邀本次讲座的主讲嘉宾科尔弗列特教授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政治学院政治与社会变迁系教授，其研究旨趣专注于比较政治学、东南亚与亚洲研究，对普通人如何应对日常生活的巨大压力具有浓厚的兴趣，并由此在东南亚开展了大量的农民政治学研究，主要代表作包括《菲律宾的政治变迁》（1974）、《东南亚反抗的日常形式》（1986）以及《来自日常政治的力量》（200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