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36讲：小生产的经济学与政治学

2013年10月10日下午，“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36讲在人文与发展学院报告厅进行，来自英国牛津大学区域研究所与沃尔夫森学院的芭芭拉·哈里斯-怀特（Barbara Harriss-White）教授带来本学期第二个主题，讲述了印度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有关小生产的经济学与政治学。

哈里斯-怀特教授这里所说的小生产，既复杂，又简单，它是一个人的厂或一个家庭的生意，但又千姿百态，无处不及。它可能是安装电视卫星天线的小公司，出售诺基亚手机的店铺，小磨米厂，金匠，黄包车夫，清洁工人，也可能种植水稻的农民。小生产的一端是受制于放贷人貌似独立实则为雇工的手工业者（disguised wage labor），另一端则无比接近于中等程度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这些小生产者之间实现流动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可能从摆小摊起家，胼手抵足，也不过挣下一间小店，还要传给几个儿子，这就是她说的“通过增殖繁衍而扩张”（expansion by multiplication），而不同于资本的“通过积累剩余价值而扩张”（expansion by accumulation）。

哈里斯-怀特教授主要运用了加文•威廉姆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分析非洲农民的框架结构来分析印度的小生产者。40年前，几乎每个研究农民的人都认为，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将烟消云散。而加文·威廉姆斯是少数几个持异议的学者。农民按照独有的农民逻辑进行生产，并不完全融入市场经济，其薪水和利润是分不清的。他认为农民能够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幸存下来，因为农民能够低价出售自己的劳动，比资本主义的雇佣工人更为廉价。无论是财富还是雇佣工人，它本身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而这两者都和小农的生产形式相容。农民可以通过辛勤劳作，通过自我剥削，通过生产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战胜新技术、种植园和合作社。在小农社会，列宁主义所说的阶级分化趋势将会被不同的反向的力量冲抵，比如外出务工，再分配的社会义务等，而对于“发展”而言，问题在于如何去消除或击垮农民的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性。在分析了小生产者的内部逻辑和外部关系后，加文•威廉姆斯转而论述了农民的政治。他认为农民的政治十分独特，农民其实是在为那些剥削他们的制度效力。农民运用詹姆斯·斯科特所说的“弱者的武器”以对抗这些和政府勾结的本地上层人，威廉姆斯认为，这些反抗没有成功，但反抗本身减少了农民对市场、对政府的依赖。在70年代，研究农民政治的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毛主义的理解是农业优先，当时左翼和右翼的学者都支持农业优先的政策，威廉姆斯也认为，这一政策让农民能够和现代国家互动。因此他论述了农民反抗的政治，以及未来的可能的农民政治。

威廉姆斯的论点招致了多方的批判。他首先被指责为本质主义者，因为他认为农民作为一个阶级能够保留下来；其论点也被批评为功能主义，因为他认为农民对资本而言是有用的，他们比资本雇佣的劳动更为廉价；他也因其民粹主义立场受到指责，因为他将农民放在了首位。反对者认为，我们更应该去考察代际再生产与不同社会关系和社会形式之间是如何连接的，考察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而农业必须从属于工业，国家必须工业化，哪怕是血淋淋的农业工业化也好，因为长期的工业化的正向乘数效应远远大于短期的农业优先政策的乘数效应。

哈里斯-怀特教授显然站在威廉姆斯一边，尽管她对文章最后的提议（走毛泽东道路）不敢苟同。他们共同意识到非洲或印度社会并没有极化，并没有分化为资本家和劳工这两个阶级。印度社会出现了大量的小生产者，他们同时具有资本和劳动力这样彼此矛盾的阶级地位。小生产可能占据了某一特定的地区（如阿鲁纳恰尔省），也可能主导着某一个行业（如某些地区的水果和蔬菜的生产与流通），它可能属于某一经济部门的一个序列（如大米生产中的种植和碾米），也可能与其他生产形式同存共生（如制衣业中的雇佣劳动与小生产）。而且在印度经济中，不同社会群体从事小规模生产也有不同的地理分布。她通过两张印度地图说明了这一点。

小生产者占印度企业的53％－64％，而且从1990年印度改革以来，小生产形式的厂商就翻了一倍。95%以上的企业雇佣的工人人数不足5人。平均雇佣工人的人数也从1990年的3人下降到了2005年的2.4人。这是一个公司缩微化的过程。小商品生产者也是穷人。据2005年国家企业和无组织部门委员会报告，77%的印度人每天收入不超过20卢比，也就是一天10元钱。

哈里斯-怀特教授特别指出，她并不认为小生产是一个统一体，也没有什么本质特征。接下来的演讲分四个方面（借用了威廉姆斯的框架结构）：（1）生产与再生产小商品生产者的内部过程，（2）催生、剥削并保有小商品生产者的外部关系；（3）为小商品生产者实行的社会项目；（4）以及小商品生产者的政治。在考察小生产的内部逻辑时，她梳理了六类不同的文献：第一类文献将小生产描述为简单的生产和再生产，他们的生计和再生产遭受了成本－价格的挤压；第二类文献代表了最为常见的对小生产的正统解释，即小生产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生产形式，它实际上是雇佣劳动，因此，没有什么能阻止它的分化；第三种观点（如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认为他们是极为高效的企业家，会工作到边际利润接近零为止；第四种观点认为小生产者具有矛盾的阶级地位，但在工厂内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并没有矛盾，没有什么能推动阶级分化；第五类文献考察了小生产者在不同的市场（至少四种以上）遭受剥削和压迫的情况；女性主义者和性别研究者（第六类文献）考察的是马克思所说的传统、父族和政治的混合物，这是一种古老的交换和社会组织形式。它并没有随现代性消逝，而在改头换面之后，又迎合了资本的利益。

为了解释小生产这种生产形式会如同蟑螂一样无处不在又生命顽强，哈里斯-怀特教授考察了小生产者蕴涵的社会关系以及外部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将非正式经济——不在政府调控范围内的家庭企业都看作是后备军。有些则将小生产视为前资本主义的遗留物或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所以它们不能实现积累。哈里斯-怀特教授对这两种分析都抱有怀疑态度。她并不认为小生产是“残留物”或“后备军”，也不是欠发达的生产形式，相反，它是印度经济的脊梁，是现代的生产形式。小生产虽然在家庭层面上没有实现资本的积累，但从社会层面上来看，它通过繁衍实现了积累。她也指出，尽管有很多经济学模型描述了小生产者面临的四角或五角合同关系，因此不能获得与完全竞争的市场相等的利润，但实际生活远比模型复杂，小生产者买入卖出中不对等支付关系就没有相应的模型。她认为小生产者遭受的商品化浪潮的打压，也看到印度妇女、低等种姓群体的艰难处境。这些使他们难以实现积累。但小生产者貌似静止不变，一直存在，但其实是包含了矛盾的力量。它也有对抗剥削的一些内在能力，如彼此之间的无息借款。

那么，是否有针对小生产的项目？印度有些学者（如Prabhat Patnaik）认为没有，因为印度20年来无就业的增长以及无所不在的经济以外的强制力量，小生产被一些学者称为“不可见的他者”，它不存在，也没有为它服务的项目。有些学者则比较犹豫（Partha Chatterjee， Kalyan Sanyal等），他们认为，印度整个非企业部门都是需求经济，以非资本主义的逻辑运作，它之所以能够存活，是因为政府通过土地和资源的攫取这样的剥夺性积累所给予的补贴，但这是非常有争议的论点。不管怎样，还是有相当多的文献认为存在针对小生产者的项目，如国家企业与无组织部门委员会（由印度政府设立）为获得技术、资金和社会保障而奔走疾呼，使印度慢慢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如促进小生产的包容性发展和小额信贷；如容许小生产发展的市场；如某些法律的有利的连带效应等。但印度也有对小生产的驱逐（城市美化或清理）和新自由主义的扩张，资本以新的庞大规模进入市场体系。因此哈里斯-怀特教授认为，实际上印度是没有针对小生产的项目的。因为上述种种项目或保护、或促进、或打击、或迫害，其效果并不连贯，也不延续，对小生产并没有产生系统的影响。

而为什么没有呢？哈里斯-怀特教授谈到了本次演讲的最后一个方面，小生产者的政治。一方面，小生产者被当作资本，被纳入了资方阵营，但他们的声音从未得闻。另一方面，小生产者被当作劳动力，但在印度的劳动法框架下，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就被划为了一类。因此大部分时候，印度工人组织起来是为了社会保障权利，为了食物，为了教育。她认为，这就等于放弃了为改善工作条件而组织起来的可能性。第三类政治，是小生产者自己的组织如SEWA，团结了100万自我雇佣的印度妇女。但SEWA的问题在于它的组织必须十分庞大，才能获取海外资金，这就使得复制SEWA模式很困难。

在结论部分，哈里斯-怀特教授指出，东南亚的小生产没有其独特的政治，也没有小生产者必须采用或应对的独特的单一的生产逻辑或交换关系。小生产者实际上从没有形成过政党。也没有迹象表明小生产是一个过渡阶段。她认为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现代企业。印度用受教育程度低下、自我雇佣的劳动力似乎有着生产上的比较优势。但只要这这种问题颇多、难以实现积累的生产形式一直是印度经济的核心，印度就不会崛起为大国。

演讲最后，哈里斯-怀特教授就小生产是否是主流，小生产者是具有内部能力还是别无选择，影响小生产积累的制约因素消解后小生产者是否会产生分化，农业小生产者如何向非农小生产者转化，小生产者为什么没有形成政党，跨国资本、性别和年龄对小生产的影响，小生产者当中是否能形成领袖以及社会对此的看法，还有小生产者是否能实现向上流动等问题与听众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芭芭拉·哈里斯-怀特教授的研究兴趣先后从农业市场经济学，转向印度社会规制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公司资本；从市场导致的营养不良，逐渐转向贫困、性别偏见与性别关系、健康与残障、穷困与种姓歧视。她对南印度地区的农政变迁颇有研究，并自1972年来一直对该地区一个集镇的经济进行跟踪研究。目前主要致力于对政治生态学和能源消费与利用体制进行探究。已经撰写、主编或合编出版了40余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代表性作品包括：《全球化与不安全感》（2001）、《印度研究集》（2003）、《面向21世纪的印度农村》（2004）、《乡村商业资本：西孟加拉邦的农业市场》（2008，该著作获埃德加•格雷厄姆图书奖）、《发展的比较政治经济学：非洲与南亚》（2010）。因其成就卓越，2013年入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汪淳玉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