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37讲：食品的政治生态学——食品多样化与农业文化

 

       2013年10月17日下午，“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2013秋季学期第三讲（总第三十七讲）在人文与发展学院CIAD报告厅举行，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哈里特·弗里德曼（Harriet Friedmann）教授向我们展现了长久和宏大的农业耕作系统的历史叙事，并分析了关于食品多样化和农业文化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弗里德曼教授用一则关于印度Bt（Bacillus thuringiensis，苏云金杆菌）茄子的“奇闻”开始了当天的演讲：2005年，她偶然结识了一位正在研究Bt茄子的印度农学家，其研究让她感到非常惊讶。作为少数几种被允许在有机农业中使用的害虫控制技术之一，Bt在土豆、棉花和玉米上的使用曾饱受争议，如今在印度却被用在茄子这种蔬菜中，且据弗里德曼教授了解，这也是第一种使用该技术的蔬菜，因而她不禁诧异：“为什么（是茄子）？为什么这发生在印度？”这位农学家的回答是：“因为Bt能够控制害虫。”追问之下，农学家也指出并不乏其他控制虫害的手段，比如可以喷撒用辣椒或大蒜制成的雾剂等，但是对于“为什么有其他的替代方式不用而非要研究Bt茄子”的问题，农学家的回答是：“其他方法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由此，她更为疑惑：“印度难道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么？”

上述故事引出了弗里德曼教授所要论述的主题——食品的政治生态学，以及融合了当地文化的、多样化的农耕方式。她指出，蔬菜在人类历史上有着上千年的发展史，并且很多地区的蔬菜是属于混合农耕系统的，茄子和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其他蔬菜一样，也是混合农耕系统的组成部分。混合农耕系统与当地的农业生产生活和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首先，这种耕作系统为小农提供了生计方式，农业既成为他们的工作，也是他们满足生活需要的一种方式；其次，这种农耕系统也成为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适应性强的当地农耕系统和人们多样性的健康饮食具有重要意义；再次，当地生产的农产品在本地区的市场出售，成为该地区菜系的组成部分。

然而，这种与小农生计、地方文化和饮食有着如此紧密联系的混合农耕系统正在越来越快速地被以大规模单一种植为特征的现代农业所取代。从历史的角度看，大约二十年前，蔬菜被大规模生产并进入了国际市场，以超市为主的销售方式大范围出现，并导致超市和农民在全球范围内对立起来。超市成为南半球农民的跨国包销商，蔬菜也首次被纳入了国际供应链，此时蔬菜的生产和销售受到公司的控制，其主要目的是盈利，与农民的生计无关。在由公司主宰以及近年来由全球金融主宰的世界市场中，被打包出售的初级食品主要是少数谷物和含油种子，比如玉米，小麦，大豆等，它们多用作动物饲料或燃料。在这种从以小农为主体的混合农耕系统到以公司为主体的单一农耕系统的转变当中，这让人不由得思考一个问题：“农业的目标是什么？”在现代农业体系中，农业的首要目的是赤裸裸地追逐利润，而非生计，当农作物被卷入世界市场后，其销售就主要被覆上了市场效率和逐利的意义。

印度农学家将Bt茄子的研发目的解释为劳动效率的提高，弗里德曼教授不禁继续追问：“劳动效率意味着什么？是指谁的效率呢？”在不同的农耕系统中，“劳动效率”同样有着截然不同的意涵。对于目标是利润的农业而言，追逐“效率”就意味着通过减少工人数量来“节约”劳动成本，他们会计算生产成本，包括所有的劳动力和通常需要在市场上购买的全部农资产品，并且希望在每一个利润环节减少成本投入，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追求“效率”的生产方式过度注重短期利益，而不会在意水土保持、生态平衡等方面的问题。与此相反，对于以生计为目标的农业来说，它所追求的“效率”是指节约了种植每一种作物的劳动时间，使劳动的投入更为有效，从而使整个农业和农民因此获益。在生产中，虽然有可能雇佣或出售劳动力，但是农民计算的是劳动的投入，而不是劳动力的费用，他们会选择购买什么，出售什么，以及农场里留下什么。他们需要考虑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会关注自身和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从而也会非常注意水土的保持和环境的改良。

两种不同类型的农业方式也对粮食安全的实现产生了不同影响。由于致力于养家糊口的农民也需要食用和购买粮食，并成为全世界“粮食不安全”群体的大多数，因此，保证农民的农业生计是向粮食安全迈进了一大步。相反，现代农业主张消灭农民以“节约劳动力”，这一做法对于确保粮食安全而言反而是一项危险的举措。与此同时，世界银行的调查也指出，让农民留在土地上意味着强调粮食作物的文化性和地区性，是支持农场生计的一种有效方法，从而能起到稳住地区粮食价格的作用，也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

在对上述两种类型的农业生产方式进行比较后，弗里德曼教授追根溯源，回顾了资本与生计的历史。她首先介绍了思考农业历史的两种不同模式。其一是以农耕方式和技术为切入点的“进化模式”。以谷物生产为例，古代和欧洲中世纪的谷物生产依靠人力和畜力，并采用休耕的方式；到16-19世纪演变为无休耕、与牧业契合的谷物和饲料作物生产；20世纪时出现了密集型、单一种植出口的农作物生产方式。第二则是以政治经济为切入点的“多元化/权力模式”，以国家的建构、殖民征服、现代化发展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与争夺、城市对农村的攫取与剥夺等为脉络线索来考察主要作物构成的变化与种植方式的演变。

在这两种视角共同映射下的资本与生计的历史中，弗里德曼教授清晰地展示了原本具有丰富的文化与生物多样性的人类农耕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单一种植所取代的。人类学家西敏司认为，在古代社会，作物的多样性为农民提供了全面的营养和独特的口味，形成“核心-豆类-边缘”的饮食模式，也具有农学上的可持续性和社会上的可持续性。这种混合农耕系统背后也体现出国家建构过程中所涉及的军队、战争等对农产品和农业劳动力的攫取。在之后的殖民地农业时期，少数谷物和含油种子被大规模地进行单一化种植，很多其他作物如龙爪稷、木薯等则被边缘化。随后，单一化种植和多样性种植并肩前行。以大豆为例，大豆出现了两种组织方式：一种是以孟山都种业为代表的单一种植，和芝加哥大豆贸易商经营的大豆贸易；另一种是多样化的农业生产，例如出现在越南街边市场的多种农作物销售和梯田农业耕作。在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工业化饮食则进一步推进了单一化种植，农业通过机械化、嫁接等生产方式为工业化饮食提供着种类极其有限的农产品。此时，用小麦和牛肉（饲料为大豆和玉米）制作的标准食物取代了世界上农业和饮食的多样性，遍布全球的麦当劳快餐店广泛影响着人们的饮食习惯。这种饮食结构和人类一万年以来的多样化饮食截然不同，工业化饮食的高糖、高脂肪含量也严重威胁着现代人的身体健康。

说到这里，弗里德曼教授话锋一转，指出单一、快速的工业化饮食也并非就是人类无法改变的悲观未来，事实上，在世界各地存在着很多饮食多元化有趣现象。在殖民地时期，产品、技术和人口的流通就曾经演化出了新的菜园与菜系，在东半球与西半球之间也出现过关于生物、农作物、人种、文化、技术、口味以及生态的哥伦布大交换，从而导致了各个大洲之间混杂菜系的出现。在现在的农业生产中，我们也可以通过嫁接来增加或减少作物的多样性。然而最为重要的是，解开人类食品困境的钥匙就掌握在小农手中。以小农为主体、通过一定的科学知识和农民知识的融合、发展多样化的农业生产，是恢复人类饮食与农业文化多样性、通往一个更具适应力的未来的根本之道。

 

哈里特·弗里德曼教授同时也是法国国际农业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她的研究领域包括：食品与农业的国际规则、世界经济中农业食品行业的家庭与公司企业、国际贸易模式与农场结构、饮食和菜肴中的不变与变迁、农业生态学等。她的代表性著作为《食品体制：食物的国际政治经济学》（2006），并在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大量关于食品与农业的学术文章。她于上世纪80年代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菲利普·麦克迈克尔（Philip McMichael）教授一起提出了著名的“粮食体制”（food regime）理论，在食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享负盛名。她同时也是《食品与饮食》、《理论与社会》和《农政变迁》等学术期刊的编委。2011年5月，被加拿大食品研究协会授予“终身成就奖”。（郁世平 整理，刘娟 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