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27讲：土地斗争——巴西的土地改革

“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二十七讲：

土地斗争——巴西的土地改革与社会运动

2013年4月25日上午，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27讲在人文与发展学院CIAD报告厅举行。来自巴西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asilia，Brazil）的塞尔吉奥·绍尔（Sérgio Sauer）教授围绕巴西的土地斗争与土地改革展开论述。演讲过程中，绍尔教授回顾了晚近一些巴西土地改革和斗争的历史，由此探讨今天巴西现代农业生产模式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以及这种模式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和所引发的与土地有关的社会运动。

绍尔教授首先追溯了20世纪50年代晚期至60年代初巴西的土地斗争。当时的土地斗争主要在巴西东北部贫困地区兴起，并且受到了共产主义政党的影响，运动的主要诉求包括进行土地改革、维护农村雇工的权利等；后期则更多地由左翼和共产党所领导，从而具有更多的政治诉求。在农民运动的日益强势发展中，土地改革已成为具有紧迫性的政治议程，广泛的土地产权民主化非常重要，于是1964年军政府上台之后颁布了《土地法》。但是随后，为了稳定当时的政局，军政府取缔了农民团、农会等土地运动团体和村社团体，人民抗争被瓦解，《土地法》被束之高阁。解决了农民团体的问题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政治问题，但是经济问题仍然亟待解决，为了改变巴西贫困落后的面貌，军政府认为农业应该成为一个帮助巴西民众走出贫困的重要部门，“绿色革命”也就应该成为农业部门中最重要的生产力。“绿色革命技术包”（农药、化肥、拖拉机、种子等）得到广泛的应用，由此带来的农业生产技术模式变迁以及政府补贴、低息贷款和财政刺激成为了今天巴西保守的农业现代化（即生产体系发生了变化，土地财产却没有被重新分配）的基础。今天的巴西并不是农业产量最高的国家，但是已经是农药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

政府通过镇压农民团体解决了政治问题，通过“绿色革命”解决了经济问题，进一步需要解决的是巴西的社会问题，即如何让这些无地农民获得土地。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案是扩展农业生产的边界，这逐渐转化为一个殖民化的过程。在政府一系列的宣传和激励机制作用下，很多东北部和南部地区的农民迁移到了巴西中北部的亚马逊地区；“绿色革命”也在技术上予以了积极配合，例如改变种子的温度耐受范围等；但是所谓的“人地矛盾”，即“无人耕种的土地”（land without man）和“无地可耕的劳力”（man without land）之间的矛盾是最主要的驱动力。这一时期（1970s-1980s）的农业现代化带来了农产品（以大豆为代表）产量的大幅度增加，但同时也造成了农村人口的外流、土地更加集中、关于土地的冲突加剧（移入区域已有一些小规模生产者存在，政府并没有充分考虑他们的权利）以及亚马逊地区森林砍伐和环境的破坏等问题。

到1979年，随着巴西政治开放和大赦，很多政党领袖重新获得自由，一些政党得以重新建立，以土地为主要诉求的农民运动开始再次走上政治舞台。到1984/1985年，无地农民运动（MST）兴起，自下而上的土地改革动员开始，同时出现的是要求直选总统的广泛群众动员，很多相关的运动均将民主化土地权属纳入其议程，认为在追求国家民主化的过程中，土地权利的民主化——即土地改革或者土地的重新分配，应该是政治议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1985年，第一个民选政府“被迫”制定全国性的土地规划（IPNRA），承诺在一定的年限内重新安置一定数量的家庭。经过20世纪80年代持续的群众运动和斗争之后，1993年宪法承认所有的土地都应该实现其社会功能，应该经过土地改革之后重新分配。但是这种社会功能的划分后来被简单化为生产力的高低，所有其他的社会功能如环境保护、农场工人与周围居民的生活质量等则并未纳入考虑范围。与土地斗争相伴的是更广泛的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可能是国家性的、区域性的、乃至全球性的，失地农民（无地工人）成为斗争的主体，占地运动在巴西全国范围内复兴，并成为其他所有农村运动和组织的典型斗争方式。在广泛的农民社会运动压力之下，卡多佐、卢拉当政时期的政府不得不将土地改革列入国家计划，大量的无地农民家庭在此期间获得安置。

最后，塞尔吉奥·绍尔教授介绍了巴西最近的情况，在新总统迪尔玛·罗塞夫上任后，农政改革不再是政府关注的焦点，被安置的家庭数量也在减少。此外，由于巴西经济状况的改善，许多工作岗位被创造出来，人们从运动中退出转向这些工作，同时，大量的农业企业和矿产企业大量占有土地也使得政府不再关注农民对占有土地的需求。土地斗争的焦点也从国内开始转向国际市场和金融资本所带来的影响。

塞尔吉奥·绍尔教授现为巴西利亚大学教授，农政研究中心研究员。其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政治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领域，研究主题涉及土地与领土抗争、社会土地改革运动与农村社区抗争、土地交易与政府土地政策、土地攫取、食物权与粮食主权等。（丁宝寅整理、刘娟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