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29讲：“宗教”与“科学”之未见

“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廿九讲：“宗教”与“科学”之未见

2013年5月9日上午，“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29讲在人文与发展学院CIAD报告厅举行。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著名宗教人类学家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教授以“‘宗教’与‘科学’之未见”为主题，与在座师生探讨了人类学视角下的宗教与宗教研究。

王斯福教授从对宗教范畴的讨论开始本场讲演。对“宗教（religion）”的学术追问是人类学领域的传统主题之一，但是人类学家眼中的宗教范畴不同于宗教学的界定，相对于“宗教”（religion），人类学家更偏好“仪式”（ritual）一词，这包括了各种各样的仪式活动以及“风水”等，也可能是神谕或者占卜。王斯福教授自己则更多地通过历史的视角去追溯宗教，他引用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艾德华·伊凡-普理查（E. E. Evans-Pritchard）对阿赞德人的研究中的发现，认为因果关系具有两种重要的秩序：一种是基于直接经验的因果判断，另一种则是追问一件事情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在此时此地发生等。这两种因果秩序是相互分离的，而第二种秩序则是神谕与占卜发生的基础。

王斯福教授进而指出，早期的“宗教”更多地作为一种政府政策制定术语和工具使用，而不是作为学术用语使用。中文的“宗教”一词最早由日本人从欧洲语汇“religion”一词翻译并传播而来，并主要出现在政府话语中。而在其西语词汇起源地意大利的相关辞典中发现，著名政治哲学家马基亚维利在16世纪时最早开始使用“宗教”（religione）一词，并认为宗教可以被纳入到政治博弈中。有关宗教的学术和学科发展则是晚近一些的事情，如对某些特定宗教的研究以及比较宗教学等。现代国家则发展出更多的概念如“法人”等来管理其社会，如对公司的管理等，包括宗教机构也必须成为某种“法人”，必须服从“法人”有关的一些法律，而宗教也因此成为了国家管理的一种工具。一旦被纳入现代国家管理的范畴，宗教又变成人口统计意义上的概念，如福柯所言，所有社会都面临着人口管理的问题，所谓的宗教登记就是对信仰该宗教的信徒人数的统计这样的技术化过程。因此，“信仰”（belief）成为界定政策范畴的宗教概念的核心，在很多国家，问题就转向利用宗教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利用的问题。

为现代国家所用的宗教，之所以被认为是积极的，主要是因为它或有利于道德养成，或有利于公民气质的培养，即现代国家可以使用宗教来制造公民，因此在接受学校教育的同时可以有宗教信仰。同时其他一些概念也被现代国家政策所用，比如“迷信”与“科学”。“迷信”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科学层面都被认为是错误的，而相对于这种“错误的信仰”（mistaken belief）,“科学”才是真实的信仰和知识。当“科学”成为“科学”的时候，经验的知识也就不再是真正的知识，迷信即如此。正如很多人在学校所接受的教育：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迷信。

现代国家的政策工具不仅有科学和宗教政策，而且还包括一些国家仪式比如对重大的事件和英雄的纪念活动等等。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这种纪念与帝制时期的中国和中世纪的欧洲具有很大的区别。纪念通常涉及具体的日期，或者具体的人名或事件名称，并成为一种国家叙事，譬如关于人类来自哪里去向何方的叙事、关于民族国家形成及其进步（现代化）的叙事等。但这种国家仪式同古代中华帝国不同朝代的仪式是截然不同的。古代中华帝国的仪式讲究的是年份开始以及延续中的和谐，或者说大家所熟知的“天·人·地”以及人类学者所称的宇宙观仪式，即揭示宇宙秩序的仪式。

从这种区别出发，王斯福教授对中华帝国的“信”与拉丁语“credo”作了详细区分，他认为“信”这个词并不等同于拉丁语中的credo（我相信），credo是基督教语汇，这个词明确的含义是给予基督教所热爱的一神以绝对的信仰，这个神是唯一的而且也是超越宇宙的，是创世者。但中国的信是一种许愿，用许愿的方式来对信任进行验证。中华帝国的信并不是针对唯一的神，这种信同credo最重要的区分是，信是对诸神的许愿，是对诸神权力的尊重，而credo是对某一绝对他者的信仰与热爱。同时中华帝国的知识与信并非是分离开来的，而只是高低不同：帝国精英的知识是祭祀与平民仪式之间区分开来的，但同时仪式有利于对平民进行治理。总之，信是向神许愿，而非一种对某一绝对他者的热爱和信仰。王斯福进一步通过“礼”与“道”的观念对中华帝国宇宙观中“信”的逻辑进行了精彩的阐释。他认为被帝国认定为正确的信成为了礼，礼是一种正确的仪式，是一种正确的教化。礼有很多很多种，但是道只有一种，是高于礼的一种规则，比如说天。这些许许多多的小道（或者礼）成为了理解通向大“道”或“天”的途径。而唯一的规则，即“天”或“道”则是统治者的权力来源。

王斯福教授认为科学到来之前，知识是具有包容性的，并没有科学，宗教，迷信的区分，进而更不可能有所谓的“科学是真的知识而有些经验的知识则是错误的信仰”这样的价值判断。事实上，古代的罗盘在用于航海的同时也用于占卜；牛顿不只是自然哲学家、物理学家，而且还是一名占卜师；直到18世纪的欧洲，牛顿等人所从事的自然哲学才转变为一种科学文化。作为真理性的、经过检验的知识，科学文化与“信念”、“信仰”、道德哲学以及迷信区分开来，科学成为至高无上的、霸权性的知识，一如今天中国的情况。

如果不是一种有组织的制度化的形式，如果不是科学，那么有很多的活动应该如何分类？这也回到了王斯福教授所提出的主题——“宗教”与“科学”之所未见——包含了那些没有被某种宗教所认可的仪式，例如“通过仪式”、“死亡仪式”、“庙会”、“风水”等，传统的中医和气功等也在此列（虽然气功曾被作为一种中式科学，试图成为整体科学的一部分），而这些却往往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很大一部分；除了能够被认可为宗教或者科学（中式科学）的形式之外，其余的则并不为国家所见，也即不为科学所见。养生之道中所包含的内容也有可能是现代性的、非传统的，如跳舞以及锻炼等，但是这些实践者所采用的很多术语则可以在《黄帝经》中找到，其中具有相似的宇宙观。这还包括一些地方性的神灵、节庆以及重建庙宇以求雨等，人们非常清楚雨水少的原因（包括降雨和储水的科学知识），但是这与他们求雨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矛盾，他们和阿赞德人一样追问的是“为什么是这里没雨？为什么是我们？”这样的因果秩序。

因此，“宗教”更多地属于政策范畴，但现在逐渐用于学术领域，它与更广泛的“仪式”有关，当仪式由集中化的机构所组织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些机构在培训仪式专家，如僧院就是通过诵经等方式进行培训，也许我们可以将这些归为宗教仪式。但是王斯福教授特别提醒，很多关于仪式的专门知识并不是通过这样的集中化机构进行培训的，那么他们应该归入什么类别？事实上，王斯福教授对“仪式”和“仪式专家”这样的术语更为认同，而认为现在的“宗教”概念更多地是一种为政府所用的政策工具。但是“精神”（spirituality）对于理解现代社会也非常重要，“精神是理解现代社会的核心……对于宗教思考者而言，它意味着——相对于基础的社会生活而言——更高的价值”（Peter van der Veer），这也是中国政府努力推进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的逻辑所在。像瑜伽、养生等更多地是一种“精神”，而非“宗教”或“仪式”，但是很多人的“精神”活动与所谓的“民族精神”并不相关，而且“精神”层次活动的历史远远早于现代国家。

最后，王斯福教授点题并为演讲作结，他认为“仪式”应成为研究某些占卜形式以及未被制度化的相关活动的核心概念，但是对于这些“仪式”，政府、科学以及为政府所用的“宗教”并没有能力对其进行管理和控制，乃至没有看到它们。

这是“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特别活动日的首场讲座，另外两场也都是由著名的人类学家进行演讲。王斯福教授1937年出生在德国柏林，二战期间随父母加入英国国籍，犹太人。著名域外汉学人类学家。他1966年便开始在台湾与大陆展开田野调查。对民间宗教，乡村社区，乡绅与地方政治及汉人文明特质情有独钟。他的出版物《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为大陆学界所熟知，并已翻译出版。（雷雯整理、刘娟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