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31讲：肯尼亚的渔业—乡土的过往与不定的未来

“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三十一讲：肯尼亚的渔业——乡土的过往与不定的未来

2013年5月9日下午，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继续在CIAD报告厅进行。上午，王斯福教授围绕科学与制度化的宗教所未见的一些仪式展开其演讲，而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的戴维·帕金（David Parkin）教授则关注“发展”这一概念所未见的一些内容，如地方性的手工艺等。他以肯尼亚渔业发展为例，分析了在当前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地方性渔业的遭遇，并与现场师生探讨了相关的选择路径等问题。

帕金教授认为，目前许多关于农村发展的研究与反思主要聚焦于陆地农业（种植业或养殖业），但对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的人工捕鱼业研究则较少。造成有关后者的研究边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以肯尼亚的渔业发展为例，由于内陆湖泊的水产养殖更易于控制和管理，政府多倾向于此，而忽略地方性的近海捕捞，而这也与近年来持续升温的滨海旅游业的发展有关，东非海岸城市正吸引着越来越多来自西方以及东亚的游客；另一方面，进入到这样传统的渔业社区去理解其运作的方式和规律，不仅需要了解当地的语言，还需要熟悉很多捕捞工艺和相关术语，这对于很多政府项目或者NGO的工作人员来说并不一定能够做到。

帕金教授跳出演讲框架，特意提及了目前陆地农业发展的趋势。他认为陆地农业在很大程度上把自身交付给了现代化的大型公司，他们鼓励大规模的单一种植，有关单一种植的脆弱性和风险在理论和经验上都已经有很多例子，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的尘暴（dust bowl）等就与作物的单一种植有很大关系。而非洲地方化的作物种植则更多地倾向于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如选择有利于保持水土的种植方式或者宽叶的能够充分储水的作物，另外通过混作等使各种作物之间能够产生良性的相互作用并能有效保护生态。推广单一种植作物的技术专家认为当地人口种植面积越大，赚得越多，但事实上单一种植的种种风险加上当地人口对于一个更大的市场的陌生使他们非常脆弱，而多种作物的混合耕种不仅能够给本地市场提供足够的粮食产品，其投入和回报也更为稳定。

回到肯尼亚的例子，帕金教授指出，滨海旅游的发展使得地方性渔业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很多旅社和私人购买的海景房拔地而起，而且购买者往往不是沿海的穆斯林人口，而是来自内陆地区相对富裕的阶层，他们主要信奉基督教（肯尼亚主要的宗教为基督教，只有沿海的一些村庄是穆斯林）。很明显，滨海旅游和近海捕捞之间产生了冲突。海水浴场、滨海建筑和度假酒店等不仅侵占了渔船曾经的停泊地，也切断了渔民从便利的位置进入海滨的通道。中央政府认为旅游能促进外汇财政收入，却没把海洋捕鱼业的巨大潜力当回事。一些发展研究专家则对以这样的方式来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旅游业虽然带来直接快捷的短期收入，但是也由此失去了来自非正式部门的收入，而这些非正式的经济活动却有着创造就业和维持生计的巨大潜力。在此过程中，村庄人口得到了重新安置，但是安置点往往远离捕鱼区域，这种安置并不允许渔民继续以捕鱼为生，而仅仅是给他们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安置之后，原本同一社区的人口非常分散，也不太可能再集中在小清真寺里参加礼拜了，原本可持续的具有社会连续性的社区瓦解了，同时衰落的是手工捕鱼的传统技艺。帕金教授认为这种衰落或消失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关于滨海区域应如何发展的问题，也有其他的一些方案和建议，其中有很多方案提议在发展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当地渔民的生计。

传统渔业不仅仅涉及到捕鱼者，也涉及到依靠渔业中很多其他环节维持生计的大量人口，比如当地渔民有很多造船、制作和运用海洋捕鱼工具、抓鱼并进行销售的知识和技能都随着传统捕鱼业的衰落而逐渐丧失，如渔网的制作、分类和使用等就是一个典型的需要很长时间经验积累和学习的过程，且一般是代代相传的技艺。另一种损失则是社会网络、伊斯兰宗教网络和相关知识的丧失。每一个非洲东海岸的渔村都是一个固定的基地，这是捕鱼者能够得以停留休整并由此启航到海洋上寻找可能机会的重要场所，在这些社区里有一些将不同阶层组织在一起的活动和仪式，人们可以在其中相互交流和分享，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这样的社会网络也正在面临逐渐消失的境地。

在肯尼亚，每当渔船造成即将启航的时候，需要举行一个特殊的祭拜海神的祈祷仪式，当地称为“萨达卡”（sadaka，斯瓦希里语，其意思近似于“祭祀”），这是一个将社会联系和捕鱼技术知识的共享结合在一起的仪式。出海捕鱼充满了种种危险，人们祈望海神能够保护捕鱼者不遭遇灾难，安全而满载而归，同时也会祈望捕来的鱼能够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等。除了对从事捕鱼这一危险职业的人进行心理安慰，渔民们也可以在一起探讨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问题，以便相互学习、提高技能，年长者也会在这样的场合向年轻的渔民传授一些技艺。仪式会持续几个小时，远离喧嚣的村庄，为人们提供一个自省及规划未来的空间。与此同时，捕鱼相关的仪式与穆斯林的信仰联系起来，成为渔民的同时，也意味着成为穆斯林。

传统捕鱼业并未在肯尼亚的沿海地区彻底消失，但是显然，越来越多的渔民进入到了酒店等服务性行业，滨海旅游业的繁荣发展和近海捕捞业的衰败将越来越多依靠手工捕鱼为生的当地人口带入了这些行业，这意味着他们从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状态转向了对外部环境及其机会的严重依赖，这种转型是发展的结果之一。结果之二，社会—宗教联系的丧失导致大量由农村进入城市且没有归属感的年轻人的出现。他们期望在城镇能够找到工作，但是工作的机会通常很少，很多无处落脚的年轻人转向犯罪或者加入激进的穆斯林青年组织，近年这些激进的穆斯林青年组织迅速增加，这些现象的根源也许可以在旅游业高度发达背景下传统渔村的瓦解和其社会—宗教网络丧失中找到，这些被剥夺的年轻一代穆斯林渔民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都会受到影响。通过这样的地方面貌之变化亦足以窥视全球变迁之普遍图景，众多新自由主义专家向肯尼亚政府部门表达他们对过于浓厚的地方性的担忧，但是来自底层的发现则表明每一个角落都被全球化了。当前，在全球很多地方，当地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都已经被大型商业企业所替代，这些企业可能从事旅游行业或工业或生态旅游；生计和生活的双重系统被仅仅强调生存和繁荣的经济社会形式所替代。

那么，在这种趋势下，人工捕鱼业将何去何从？最简单的回答可能是复苏，也许让所有人都回到全职捕鱼的状态去已经不太可能，那么是否可以让更多人兼业性地从事捕鱼呢？但是对于肯尼亚政府而言，现金收入的计算（paper calculation）可能更胜于渔民群体的生存和生计这些难以计算的内容，人工捕鱼者对渔业的依靠以及他们的传统技艺等也是传统经济学计算中所“不可见之物”。或者继续这种边缘化状态？抑或有可能提高传统上地位较低的渔业的地位，将其融入到广泛的“经济”之中？或者可否将捕鱼业与旅游业和一些发展项目有效地整合起来？生态的商品化凸显了渔业的经济重要性，它可以带来更多的收益，并且满足更多外部世界的需求，但是单一的旅游经济同样具有很大的脆弱性。因此，需要更为全面和综合的考虑。

最后，帕金教授总结道，地方性的渔业及与之相随的本土技艺在世界各地的海岸线上都存在着，包括中国。因此这样的一种发展遭遇并不单单是肯尼亚的个案。另外，我们习惯于将土地为基础的农业作为发展批判和政策的焦点，但海洋也是液态的大陆。并且，与这些液态大陆相维系的，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千千万万小规模的海洋活动，需要得到研究者的更多关注。

讲演之后，帕金教授就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宗教仪式、渔民在商业化环境中的替代选择、水域拥有权、肯尼亚渔业的未来、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当地人对外部变化的应对态度、外来研究者对当地发展的影响等相关问题与现场听众进行了互动。帕金教授同时也是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教授，他于1993年被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专注于非洲人类学研究、医学人类学、跨文化语义学、社会文化演变研究等，田野地点则主要在东非和印度洋沿岸地区。他在上述领域著述颇丰，代表性著作包括《棕榈、美酒与目击者》（1972）、《政治回应的文化界定》（1978）和《神圣的空间：肯尼亚基里亚马人工作和仪式的空间形象》（1991）等，编著有《语义人类学》（1982）、《罪的人类学分析》（1985）、《文化现象的政治学》（1996）、《整体人类学：浮现与聚合》（2007）等。（付会洋 整理、刘娟 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