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33讲：从粮食体制重思农政问题

2013年6月13日下午，“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春季学期第九讲（总第三十三讲）在人文与发展学院CIAD报告厅举行。来自美国康奈尔大学发展社会学系的菲利普·麦克迈克尔（Philip McMichael）教授结合其多年来对粮食与农业体系的研究，对由来已久的“农政问题”（agrarian question）进行了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麦克迈克尔教授首先对“农政问题”这一概念进行了历史脉络的梳理。最早在19世纪晚期的政治革命中，“农政问题”用于理解欧洲农业资本主义转型的方向及其政治后果，其实质是关于“小农”的问题，即小农是否会成为无产者从而加入劳动者大军与城市工人结盟以及他们将如何影响当时欧洲国家政治的问题。然而，正如人类学家威廉姆·罗斯贝里所言，“农政问题”是一个事先被赋予了经济答案的政治问题——试图定义小农及其对国家政治的投入往往得出的是对其阶级定位的分析，列宁对俄国小农分化与解体的区分堪称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诠释。

“农政问题”在晚近一些成为研究农政变迁的学者们关注的一个新的焦点，麦克迈克尔教授在此援引了有关古典农政问题的一些论述。在亨利•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看来，“古典农政问题关注的是为资本开拓国内市场，因此，是关于资本，尤其是工业资本的农政问题。在向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它也表现为劳动力的农政问题……因为内生型资本主义中的这两个阶级在推翻和改造封建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与实践中具有共同利益”，但是麦克迈克尔教授认为其仅仅关注国家层面且缺少对小农问题的关注，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19世纪末的马克思主义者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则认为农民是否愿意加入无产阶级斗争行列，取决于他是作为劳动力的出售者还是食物的出售者进入市场，饥饿和负债本身并不能使农民与无产阶级结成利益共同体，事实上，它会使两个群体间的对立更加尖锐，作为食物出售者的农民无法与工人结成政治联盟。19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开始建立世界市场，并强制建立世界自由贸易体系，最终使其可以从新大陆地区（北美、南美和澳洲）进口廉价谷物，从而可以降低劳动力的食品支出，以维持工人的低工资和制造业的利润。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大量廉价的粮食产品涌至欧洲的城镇化地区，农业市场的根基同时在进口粮食的地区和海外的生产者竞争地区解体，世界价格体系直接或间接地引起北美和欧洲大陆上农民的愤怒或骚乱，换言之，欧洲社会的阶级转型和农业结构变迁都受到了粮食体制下全球价格关系的重要影响，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内部问题。而世界粮食价格的下降和不同地区价格的趋同意味着粮食体制的形成。

考茨基进一步认为，威胁欧洲农业的并不是进口粮食的数量，而是这些粮食的生产环境。进口粮食的生产不必承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农业施加的重负，因为它是依靠家庭劳动力，以土地开垦的方式生产的，而欧洲农业则是在雇佣劳动力—地主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因此它必须承受支付工人工资和地主地租的负担，同美国家庭农场相比，它并不具备竞争力。因此，考茨基意识到，廉价谷物的竞争并不是价格的竞争，而是价格决定因素的竞争。但在麦克迈克尔教授看来，考茨基的论述忽略了美国边地开发中为获得廉价食物而进行的生态殖民。古典马克思主义往往以阶级视角来观察他们在阶级形成过程中（在农民被剥削或者他们坚持时）的政治潜力，而麦克迈克尔教授认为，理论上的讨论应该更侧重于变化如何发生的政治历史分析，而不是对于应该如何变化的探讨，这意味着要去思考世界市场是怎样被政治性地重组，边地是如何为给欧洲提供廉价食品而被殖民。经济领域不只是全球性的，也是政治性地建构的，所以我们需要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视野，而粮食体制不仅仅关乎世界经济，也关乎世界经济建构过程中的政治。

19世纪下半叶，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就是通过商业和军事力量的一种政治建构，包括了农产品的世界市场在内的粮食体制也通过政治手段建构起来。麦克迈克尔教授进一步对“粮食体制”的这一概念进行了阐述，并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粮食体制。“粮食体制”是一个用于指代全球粮食生产和消费的组织机制的概念，食品价格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一概念也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农业对现代世界经济和现代国家体系兴起的基础性作用。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组织原则，粮食体制可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英国霸权下的自由贸易体制、二战后美国霸权下的自由企业制度、以及围绕贸易与企业自由化建立起来的第三种粮食体制。

第一种粮食体制基于边地单一作物种植模式，工资食物原则是这一粮食体制的中心，帝国主义是这种粮食体制的特征，因为它是依靠帝国权力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的体制，从而能够为欧洲新兴的工人阶级提供廉价的食品。第二种粮食体制是建立在农业工业化的基础上，它不再是简单的边地殖民，还是一种农业的集约化，是一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它主要由小麦、“耐放型”食品和畜牧养殖三部分组成。大众消费、粮食剩余援助和工资食物原则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第一次绿色革命共同塑造了这样一种集约化的体制。第三种粮食体制是建立在非传统型农业出口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出口非传统的、非热带商品。它还涵盖了谷物贸易与规模化的牲畜养殖，第二次绿色革命以及超级市场，其中同样产生了失业者阶层，加剧了不平等，饮食亦出现阶层分化，这一粮食体制也可称为全球零售体制。

麦克迈克尔教授进一步从粮食体制来分析农政问题，他认为，“粮食体制I”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问题，是关于无产阶级化的政治意义的问题；“粮食体制II”的问题是发展问题，通过国家支持、土地改革和技术，以及向正在工业化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廉价粮食来安抚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民，安抚劳动力阶层，发展同主要国家之间的客户关系；“粮食体制III”的问题是粮食安全问题，因为农业出口型种植园与美国/欧洲的补贴型粮食出口取代了全球南部国家的小农生产，由此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没有农民的农业”。在第三种粮食体制下，一方面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出口型农业种植园在第三世界国家被建立起来，取代了那些土地上原有的小农种植；另一方面，廉价的谷物依旧源源不断地从欧洲和美国进入这些国家，切割了当地市场。这样的公司粮食体制以清除小型农作、全面推行农业出口为前提，认为工业化农业对于养活世界而言更有效率，小农是无效的，所以即便他们离开土地也没有什么关系，其后果便是“去小农化”（depeasantization）。而世贸组织原则进一步支持并鼓励农业企业建立出口平台，侧重通过投资和粮食商品的流通来加强资本流动，大量农民从农村流入城市中心地区，成为农民工、贫民窟的居民或流离失所者——现代世界的剩余者，越来越多人口的被迫流动也促使“农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国际农民运动组织在全球发起一系列大规模的食物运动。

麦克迈克尔教授由此开始对“农政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他认为，在古典的农政问题中，农民是客体，且往往是缺席的。然而，小农阶级的复兴反转了发展叙事，巴西“无地农民运动”是反转发展叙事的一个典型例子，它是“农民之路”运动中最宏大的一个篇章。农民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影响力，今天，农民成为了农政问题的主体，他们开启了粮食主权反向运动（注：“反向运动”的观点来自于波兰尼），他们的口号是“民众、社区和国家有权就农业、劳动、渔业、粮食和土地制定自己的政策，以从生态、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与其独特的环境相适应”。在发展叙事中，很多人是无关紧要、不被在乎的；但在粮食主权叙事中，他们是新的政治主体，他们拥有80%的农业用地，提供了70%的全球粮食供给，我们经常忘记了世界大部分的粮食其实是由这大多数的人生产出来的，而不是由家乐福出产的。麦克迈克尔教授认为，古典农政问题关注生产关系的转变、阶级转型以及小农分化的问题，但是往往掩盖了粮食流通中的帝国主义关系，并再造了资本理论而非其政治地理以及抗争、冲突和反向运动的历史，当前的农政问题已不再主要是关于为资本服务的劳动力的形成（小农的瓦解与无产者群体的壮大），而是应该重新认识“农政”的主体的问题，即他所指的无产者、农民、贫民窟居民和渔民。粮食主权运动重新肯定了小农农业对于解决农业和生态危机的重要价值，这种反向运动是非传统的，不仅因为其试图恢复小农农业，更因其超越了“小农”话语，是由被剥夺的经历和暴力所激发的，它倡导农民对农场与土地的权利以及“农业公民权”。粮食主权运动重新诠释了围绕土地权利与粮食安全的抗争，它们将粮食体制“养活世界”的宣言政治化，指明其对小农粮食文化的剥夺；它们不只是抵抗“农业转型”，更是在发展叙事和假定的小农生产落后性中呈现出的另类农业主义。

由于工业化农业所带来的社会生态危机以及气候问题的紧迫性，21世纪的农政问题已由“小农问题”所主导，关注的是“再小农化”现象，它是粮食体制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粮食主权运动将粮食问题的核心重新界定为一个文明问题，而不是一个市场问题，它是关于社会、文化和生态可持续的文明问题。在古典农政问题中，粮食是不可见的，它仅以价格的形式存在，其关注焦点在资本的再生产，土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尚在其次。而替代性的粮食主权框架兼顾土地的以及在土地之上的社会再生产，换言之，粮食主权关注在土地上以及管理土地的人们，他们采用一种健康的生态方式进行管理，粮食体制框架将农政问题政治化，将土地上的文化作为重要的文明形式加以稳固，而不是将粮食简化为可替换的交换价值。但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作物种植不止是为了生产粮食，也为了提供饲料，以动物蛋白的形式进行再循环，提供给更富有的消费者，此外还有燃料作物，生物燃料，用于塑料瓶的碳水化合物等也是如此——食物成为一种可流变的商品，所以矛盾和冲突可能发生在非洲的穷人和美国的富人之间。

最后，麦克迈克尔教授联系加入WTO对农业和农民的影响、海外土地交易、新乡村建设运动等方面思考了“粮食体制中的中国”以及相关的农政问题。他认为在海外土地交易背景下，所谓“没有殖民地的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也许并不成立，而新乡村建设运动与粮食主权运动有着一些类似的主张，但是小农能否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对抗国家和市场的社会力量，我们是否能够在更长的时期里看到“再小农化”作为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结果，这些问题与中国是否存在另一种现代性以及是否能够将农业重新置于中心地位并进行重估的可能性大体是一致的。

    麦克迈克尔教授现为康奈尔大学发展社会学系国际教授。他着眼于粮食和农业体系研究，强调世界政治经济史分析，并开创了比较性历史研究框架。他专注于通过分析农政问题、粮食体制、农政运动以及生物能源与全球土地攫取对粮食系统的影响，进而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进行诠释。他在上述领域先后出版了9部专著或编著，发表了大量学术文章。他的专著《移民与农政问题》（1984）曾获美国社会科学历史协会颁发的“艾伦·沙林纪念奖”。其他代表作包括《发展与社会变迁》（2012，第五版）、《生物能源、土地与农政》、《挑战发展》（2010）、《世界经济中的粮食与农政秩序》（1995）、《农业粮食体系的全球重构》（1994）等。他也是《粮食战争：市场、权力和世界食物体系的隐形战争》作者拉吉·帕特尔（Raj Patel）的导师。（付会洋 整理，刘娟 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