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34讲：回顾、展望生计视角与农村发展

作为农村发展中的重要概念，“生计”（livelihood）能够与很多其他词汇联系起来构建出发展研究与实践几乎全部的领域，有关生计的讨论可以涉及到地点、职业、社会差异、趋势、动态规律等等诸多方面。“生计视角”（livelihood perspectives）的重要特征就是对不同地方不同人群如何生活的关注，侧重对人们维持生活的多样性方式的活动与互动的复杂网络进行描述性分析。在过去的十余年中，生计视角一度成为一个范畴性的术语，将不同的一些视角整合到一起，允许不同学科和专业之间的对话，在不同的人群、专业和实践中起着桥梁作用。那么，生计视角的出现和发展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今天很多研究中所采用的生计视角存在哪些方面的不足？它是否适合继续为发展研究所用，或者我们需要如何为生计视角赋予新的活力？

7月4日下午，来自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IDS）的伊恩•斯库恩斯（Ian Scoones）教授在“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三十四讲中通过对农村发展研究与实践中的生计视角进行系统的回顾，对相关的问题一一进行回应，同时他也就如何给生计视角赋予新的能量、避免陷入简化的工具主义版本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斯库恩斯教授首先追溯了生计视角的历史并对其发展过程进行了一番梳理。很多人都会将1992年钱伯斯和康威（Robert Chambers and Gordon Conway）所完成的极具影响力的工作论文作为生计视角的缘起，但事实上有关生计视角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殖民时期赞比亚的罗得斯-利文斯顿研究所（Rhodes-Livingstone Institute），以及曼彻斯特学派的人类学。彼时所称的“生计”包含了整合性的，嵌入地方的，以人为导向的，跨部门的等特征，并深受田野工作以及行动导向的影响，尽管这对于农村发展的复杂挑战来说已经是一个十分清晰的路径，但是当时生计视角并未实现主流化。随着二战后去殖民化的发展，西方发展机构的政策建议越来越多地受到专业经济学家的影响，而不是来自农村发展方面的通才以及过去长期驻扎于实地的管理者的建议。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在当时以不同的方式（如供给-需求、投入-产出等预测模型等）提供适应既定需要的框架，二战后的国际发展机构以及新兴独立国家的政府中都反映出这样的政策框架的霸权性——将经济学与自然、医学以及工程科学等专业技术学科联系起来后，社会科学作为替代性选择被边缘化，跨学科的生计视角也是如此。

但是，一些综合性的思考并未完全消失。在斯库恩斯教授所工作的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大量实地层次的多学科研究打上了“生计”的标签，这一多学科研究团队尝试通过比较的方式分析生计变迁，并发展出一个图表式的可持续生计框架清单，以将实地研究中的诸元素联系起来。然而，在名义上属于交叉学科的发展主题领域内，让经济学家觉得有道理仍是必要的，这一方面导致了后来的可持续生计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s）中采用诸如“社会资本”之类的一些经济学术语，另一方面也开启了一些建设性的对话。可持续生计框架尤其将投入（被命名为资本或资产）与产出（生计策略）联系起来，并与效果联系起来，将相似的领域（贫困线和就业水平）与更广泛的框架（福祉与可持续性）组合起来。生计框架的投入—产出—效果诸元素很容易被经济学家所认可，并且可以通过定量分析以及问卷检验，在这一点上它是非常管用的，但也导致一些生计分析从未能够超越于此，忽略了更广泛的社会维度和制度维度。

实际上，可持续生计的观点蕴含更为广泛的政策故事。将可持续、农村、生计三个词联结起来成为一个特定的视角，源于1986年布伦特兰环境与发展委员会（Brundtland Commission）的一个报告，其中有钱伯斯等人的参与，报告展望了以人为本的发展前景。“生计”也成为钱伯斯很多著作的重要主题，尤其体现在《农村发展：以末为先》（Rural Development: Putting the Last First）一书中。随后，可持续生计也成为环境与发展国际研究所（IIED）于1987年组织的一个会议的焦点。直到1992年，钱伯斯和康威的那篇著名的IDS工作论文问世，今天广为使用的可持续生计概念才出现：

生计包括用以谋生的能力、资产（包括物质资源与社会资源）和活动。当能够应对压力及打击，并从中恢复过来，保持或增强原有的能力和资产，而又不损害自然资源的时候，生计就是可持续的。

尽管当时有大量的著作和文章开始讨论这一框架，但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从根本上使有关其他替代选择的有效论辩消亡了。关于生计、就业和贫困的论辩在1995年的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峰会上开始出现，但仍处于边缘位置。当然，除了国家退场及需求导向政策的相关叙事，强调地方参与和关注生计的“参与”观点已经被整合进新自由主义范式，这在某种意义上又成为“新的霸权”的一部分。1992年里约会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可持续性观点同样成为成为市场导向的解决方案以及自上而下、工具化的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重要部分。直至世纪之交，当华盛顿共识的程式化解决方案开始受到质疑时，境况开始发生变化，来自街头的社会运动及相关辩论，来自学术圈的争论，以及在那些未能借助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神奇药方实现经济复苏的国家的担忧成为主要的挑战。如果把目光聚焦到英国，可以说1997年工党政府上台，以及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新任部长的到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一个新的白皮书在其上台不久后发布，其中便强调将减贫和促进“可持续的农村生计”作为工作重点，这成为英国一个重要的政策开端，并直接影响了IDS及一些国际机构的工作。IDS为研究项目所设计的生计框架被DfID所采用，它由一个清单转变为一个更为宏大的操作指南，成为一项在世界范围内组织项目、培训人员、投资项目的方式。

在某种意义上，“可持续生计框架”作为一项政策成功了，但是，对资本和五项资产的关注，使得讨论牢牢限制在经济分析领域，这是一个很不幸的转向，使得强调其他特征的有关可持续生计的工作被忽视了。对此，斯库恩斯教授提出了几个方面的批判：一是重新发明了失败的综合农村发展，二是与部门官僚体制不相适应，三是缺少有力的经济分析，四是技术官僚主义，回避权力和政治。但是，他仍然肯定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农村发展思考和实践中兴起的生计视角确实带来了一些改变，认为不应该对生计视角持悲观态度甚至庆幸其衰落或消亡，而应该突破思维和智识上的局限，为重新激活生计视角提供能量。

在斯库恩斯教授2009年发表于《农民研究》杂志上的一篇广受关注的文章中，他指出了生计框架一些智识上的失败，其中包括：未能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相联系，过于地方化；未能与政治和治理的论辩相联系；未能与环境可持续性的实际挑战相联系；未能与农村经济的根本转型相联系等。这些空白也开启了有关全球化、气候变化、经济发展以及更广泛的领域的激烈论辩。但是，重新回到宏观的、结构的、和全球的层面，通常会漏掉地方的、个别的和情境化的层面，我们需要思考在新的生计视角中如何将宏观与微观进行有效的整合。重新振兴生计视角不需要新的元理论，但是，对一些概念的理论化予以更明确的关注，尤其是关注对权力和政治的理解，显然是需要的；如果能够在核心上仍保证稳固的、基于实地的、基本的经验立场，那么一个更为多元主义的、混合的版本可能更为适合。

对于如何来导引这样的生计分析，斯库恩斯教授采用并扩展了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对农政变迁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的核心问题，将之与生计分析、生计框架诸元素相联系，认为重新激活的生计框架需将政治带回分析之中。基于不同学科视角，他强调政治的四个维度：首先是利益的政治，他认为在农村发展中，政治与权力必须置于生计视角的核心位置，生计分析需要拆解复杂的线索和情境化的特殊性，但必须对权力与政治进行关联分析，明确政治空间是如何受利益的影响而开启和关闭的；其次则是个体的政治，由于日常经验与实践是多样生计的鲜活现实，我们的生活世界、认同、主体性和经验是与强烈的个人情感政治——包括身体政治、性别政治、性政治——相关联的，因而个人政治的识别是生活和生计的重要维度；第三是知识的政治，对于生计分析框架如何表述是导向积极结果还是消极结果，哪种生计被假定为好的或坏的，哪些东西需要通过发展实践加以改造等问题，斯库恩斯教授认为与其依靠温和地罗列原则，或者将价值与政治的问题排除在议程之外，不如转而审视生计框架和变迁方向，从建构主义的角度将知识的生产作为一个政治过程；最后是生态的政治，生态与政治循环往复并相互型塑，生计是基于动态的生态环境而构建的，生计必须对高度可变的环境负责，将生态的政治置于中心，才能应对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挑战——可持续性的问题。通过这四个维度的分析，新的生计政治得以生成，这将挑战并扩展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农村发展中变得流行的生计视角，它注入了新的活力，追求更为严谨而深刻，并试图避免早期的那些简单化的工具主义版本，不至于以一个让人费解和不现实的方法告终。

在这一政治化的概念化过程中，重新振兴的生计视角超越了对援助经济中官僚化需求的简单回应，催生了务实的政治经济分析，使研究者在关注地方层面实际的变化的同时，不会忽略掉型塑具体情境和可能性的结构与制度的政治。惯常的立场——站在被边缘化的、被剥夺的以及不富足的人们一边并维护所有人改善的前景——允许我们将生计视角置于更为宏大的政治工程中来考虑，将其与围绕食物、土地和身份权利的斗争联系起来，其中尊重、尊严以及对多元生计认同和可能性的承认是核心的问题。斯库恩斯教授认为生计视角仍然在农村发展理论和实践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是需要注入新的能量和活力。当前发展研究中所持续着的论辩，也促使朝向一个更为激烈的生计变迁的政治分析。

    身为农业生态学者，斯库恩斯教授立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结合，着重关注科学技术、地方性知识、生计这三者与国际农业、环境和发展背景下有关政策过程的政治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25年里，其研究主要涉及东部与南部非洲的畜牧业与牧场管理、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与保护、旱作农业系统等诸多方面，而面向穷人的研究与创新中的公民参与一直是他关注的中心。他出版有《置身不确定世界：非洲田园式发展路径的新方向》（1995）、《危机与机遇：非洲旱地农耕生计》（1996）、《科学、农业与政策政治学：关于印度的生物技术》（2006）、《缓慢的竞赛：让科技为贫者谋利》（2006）、《活力与多样化：非洲的土壤肥力与农耕生计》（2001）等著作。他也是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主持的“未来农业联盟”召集人之一，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纯刚 整理，刘娟 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