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51讲：后现代发展与中国机会

　　中国当前的农业决策和关于农村发展的决定，尤其是生态问题建设，不仅影响成千上万中国人命运，也影响世界未来的走向。由于长期致力于生态文明和后现代研究并关注中国，八十九岁高龄的约翰·B·科布（John B. Cobb. Jr.）教授，尽管退休后很少到国外讲学，仍毅然决定接受“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的盛情邀请，于2014年10月30日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报告厅向中国学术界表达自己的观点。作为世界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过程哲学家和建设性后现代理论领军人物，西方社会绿色GDP的提出者之一，《过程研究》期刊的创办人，科布教授从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出发，和现场听众共同探讨后现代发展与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和机会。

　　柯布教授首先以希伯来人文献中的摩西在三千多年前带领犹太人的祖先定居在现在称之为以色列或巴勒斯坦的土地上时给出的两条道路开始其演讲，这两条道路之一是选择死亡，接受生活在他们身边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另一条则是独辟蹊径，选择特殊的农业和经济实践，从而创造新的可能，这与当前中国的农村发展政策选择有着同样根本的性质。

　　紧接着，柯布教授以气候变化为例来说明生态危机的逼近以及为什么选择农业现代化是选择死亡。农业现代化需要大幅增加化石燃料的使用，气候变暖带来冰川融化和海平面升高，海水将淹没大面积的三角洲和沿海低洼的土地，造成成千上万的生态难民。农业工业化首先是不可持续的，它会扼杀并侵蚀土壤，它依赖于找到新的杀虫剂和除草药，这样的努力终将失败。第二，它会减少物种多样性，因为它降低了物种适应变化的能力。第三，它会引起意想不到的灾难，诸如蜂群的瓦解，以及由此导致的授粉威胁。第四，这种方式生产的食品是不健康的。第五，从小型农业转向农业综合企业需要迁移大量人口，这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很可能导致大量失业，也必然会加剧人与自然的异化。总之，农业的工业化是现代人对自然的疏离，它对社会的推动方向恰恰与生态文明相反。

　　科布教授进一步解释，农业的工业化或工业化农业有伤害诸多却依旧盛行，主要是因为带有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现代经济主义的胜利支持着它。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形成政策时，真正的人类价值无法发挥作用，只有财富和权力是有价值的，而权力只是富人的权力。现代经济学支持的现代经济体系，将财富越来越集中在那些已经富有的人手中。工业化农业的辩护者坚持工业化农业“最富有成效”，能生产更多的食物。人们认为，人口问题导致食物变得稀缺，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地生产，所以需要工业化农业，但是这样的情况只有在劳动力匮乏时才会出现。只要有足够的人工，小农场，即使是有机小农场，也可以和工业化农业生产的一样多，甚至更多。

　　然而，选择生存所需要做的比简单地不选择死亡所需要做的多得多。保存传统农业并不能保证它会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可能仅仅意味着推迟了死亡。科布教授并不反对农业某些方面的机械化，机械可以减轻人类农业劳作，也减少强迫他人从事痛苦劳动的动机。但是将苦差事减少到最低，机械化并不是唯一方法。与大型种植园相比，仅仅拥有小型的、家庭所有的、多元化的农场就已大大减少了单调的苦工。美国土地研究院院长韦斯·杰克逊开发的多年生的农作物，不再需要耕地。如果这些多年生作物以混种的方式生长，对杀虫剂和除草剂的需求将会大大减少，同时会减少苦力劳动。

　　柯布教授指出，创建生态文明还需要巨大的、综合性的努力，这样的努力在农村开始比在大城市更可行，只有将人类与土地及其生物以合作和相互支持的方式进行简单层次的彼此联系，才能实现生态文明。他举了帕萨迪纳市被称为“南加州的桃花源”的例子，在很小的土地上，这个家庭已经开发了各种各样的卓越技术，其净效能是惊人的，他们很乐于分享他们的发明和技术。科布相信，在新的高效的耕作方法上投资，远比让农民背井离乡到遥远的城市打工，更能改善农民的经济条件，进而会给家庭和村庄带来社会性的益处，从长远看也将加强乡村在未来危机中的生存能力。

　　而中国要成为一个生态文明国家，首先需要在食物上自给自足，但是已经进入肉食社会的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因此柯布教授认为有必要进行更多有关肉食对健康的危害和节制肉食的教育，但是农民食用作为传统农耕系统有机组成部份的鸡鸭羊肉则是例外。科布教授认为，至少对园艺而言，我们可以做很多工作来改善土壤、减少害虫和杂草，降低用水量，但在某种程度上，对农业而言也可以如此。柯布教授通过一些案例试图说明，一个地方的农民可以向其他地方有成功经验的农民学习，让几乎所有的农民都能够以基本令人愉快和满意的方式得到改善，从而能够建立起自力更生和相互尊重的乡村共同体。同时，他也强调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政府需要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可以在省政府和大学之间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大学应鼓励青年学子组成团队去村庄与村民同吃同住，去倾听农民关于如何改善自己生活的想法，互相讨论和学习，之后再向政府和学校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看看农民的哪些需求可以得到满足，长此以往，就会逐渐发展出彼此信任的关系。同时，大学应考察国内外有机农耕的经验和土壤改良等方面成功的项目，并将这些提供给地方政府和农民借鉴，以改善乡村人民的生活。这种项目在短期内对个体农民的生活和农村的士气可能的影响就是一些背井离乡在城市打工的人，决定回到家乡投身于改善家乡的建设中，成功经验再逐渐推广扩散则必然会带来改变。

　　科布教授虽然认为生态文明必须从底层生长，并建立在人民的信心不断增强的基础上，但他同时相信生态文明的发展能够而且必须从顶层激发和培养。政府的目标应该是改善土壤、提高食品质量、增进经济安全与人民的福祉，提升他们在日益困难的条件下的生存能力，提高村庄的士气和人们共同采取进一步措施的信心。这样做，也会改善村庄之间的联络与交流。只有农民意识到自己是改变自己生活的主体，进步才会具有持续性。

　　最后，科布教授探讨了后现代文明和生态文明如何结合的问题。他认为，在西方，这种关联是真实的、不可避免的。现代化是既成事实，现代思想的地位至高无上，它是直到最近才受到严重挑战的。拒绝现代的统治，必然意味着对后现代的呼唤。今日的西方，生态意识日益觉醒，各式各样的生态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和科布教授抱有同样理想的人欢呼这些发展，正在寻求一个将这些发展整合起来的视野，于是他们在怀特海的思想中发现了这种“后现代”的视野。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应该首先实现现代化，然后再走向超越现代的东西。在中国已然实现了现代化的地区，这是有意义的；然而，对于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地方，生态文明的理想需要不同的战略。从未真正完全超越儒家的理解深度的中国现代思想为此提供了机会，以避免某些最糟糕的现代性，也增加了走向生态文明的可能性。相比而言，美国人已经失去了从前现代的乡村社会直接进入生态文明的机会，而中国大体上仍然是一个传统社会，直接进入生态文明的发展抉择带给中国一个千载难逢的伟大机会，科布教授认为，抓住这个机会将是选择生，而重复西方的错误，将现代化模式强加给农村则是选择死。他呼吁中国选择生，努力抓住直接进入生态文明这一千载难逢的伟大历史机遇。

　　科布教授发言后，他的同事伊万杰罗斯·瓦连纳托斯（Evaggelos Vallianatos）教授追溯历史，列举了长久以来农业工业化对人类和生态环境带来的伤害，并深入阐释了生态文明的观点和意义。而科布教授的另一位同事，王治河教授则向观众展示了科布教授知行合一，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的生态理念和生活态度。随后，三位教授一同就现场听众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对话。

　　科布教授1925年生于日本神户。曾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师从查尔斯•哈茨霍恩，为怀特海过程哲学的第三代传人。毕业后短暂就职于美国埃默里大学神学院，与1958年进入美国克莱蒙神学院，1990年退休。为美国克莱蒙神学院英格拉哈姆神学教授，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创始人及院长，过程研究中心创会主任。2014年入选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他已出版著作或编著50余部，代表作包括：《生命的解放》（1990）、《可持续性》（1992）、《延续共同的福祉》（1994）、《为了共同的福祉》（1989,1994）、《后现代科学》（1995）、《后现代精神》（1998）、《地球主义对经济主义的挑战》（1999）、《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2002）、《后现代与公共政策》（2003）、《来自生命历程的对话》（2011）等。其中与著名生态经济学家、世界银行著名经济顾问赫尔曼•达利合著的《为了共同的福祉》一书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和1992年改善世界秩序思想格文美尔大奖。（徐思远 整理，刘娟 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