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43讲：当代中国的道德转型

　　 3月27日，2014年春季学期“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开讲。著名人类学家阎云翔教授的到来让当日的CIAD报告厅座无虚席，除了本校的师生外，很多外校乃至外地的师生也慕名前来聆听阎云翔教授关于当代中国道德转型的讲述。自2003年完成了《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之后，阎教授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自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对个体召唤的结果是一个个无公德个体的崛起？由此他将研究目光转向对个体道德体验以及中国社会个体化转型的关注，试图去理解在中国社会大的结构转型背景下，个体的道德体验、道德生活和伦理话语发生了什么变化，当天的演讲也由此展开。

　　在阎教授的分析中，道德问题首先被视为公共认知问题。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三信危机”（指信仰、信心、信任的危机）到2011年的“小悦悦事件”，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讲“道德危机”，认为“形势大好，人心大坏”。对于所谓的道德危机的公众认知又是如何形成的，阎教授引述一位美国学者通过大型问卷调查对美国公共价值观所进行的分析，认为其总结的三种认知方式稍加修改同样适用于中国的情况：其中第一种就是认为过去比现在好，关于道德滑坡的所有的论述参照的对象都是过去，通过把过去理想化来批判现实，特别是当批判现实的自由度受到限制的情况下，那么说过去好是一种最安全的方式；第二种则是将自己社会的种种问题与其他国家或者文化进行比较，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涉及更多的是公德领域。强调我们的邻居或欧美在这方面的先进性，成为对内批评的一种方式，在这些方面主张其他民族有优势的精英，在私德方面很少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评，但是所谓的公德，对公共秩序的遵守实际上是个人的道德行为，是私德在公共场合的表现，说到底还是一个私德方面的问题；第三个产生关于道德危机的公众认知的方式则是通过对立的话语，即每一个以大的社会群体和种族为基础划分的群体都认为自己那部分的道德观念是最优越的，由此形成了黑与白、道德与非道德的二元主义，乃至上升为文化战争，而中国的这种对立则存在于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是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讲的不同话语、也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冲突。

　　阎教授认为美国学者的研究前提是假定社会是一个整体，但是事实上社会并不是如此，我们对道德行为的判断都是从自己群体利益的角度出发，假如加上这一层次的分析，情况则更为复杂。所以，他认为从学术角度来讨论道德危机首先要离开上述这样的判断，需要具体分析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加以分类，划定一个具体的道德标准，哪些事实符合这些标准，符合这些标准的东西是从哪一个性别的角度，哪一个年龄群体的角度，哪一个阶级群体利益群体的角度来看，是违背还是符合道德标准，由此开始才更可能接近正在发生的事情。总的来说，我们道德危机的判断本身存在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三十五年来“道德危机”屡被提及，但它的内容在每一个年代都不一样。过去的危机成为了现在生活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可能明天要发生的事情是我们今天很恐慌的事情，今天正在发生的很可能是正处于高度争议的事情。

　　紧接着，阎教授分别从两个层次来分析道德生活。其中第一个层次就是伦理话语层次的转型，即集体主义的责任伦理转向个体主义的权利伦理，前者个体要为群体而生活，后者在意识形态层次理想上要为自己而活。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原本是伦理学哲学意义上的讨论，最终成为改革合法性的重要基础，讨论的结果是高度绝对化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否定了具有超越意义的价值观，比如无法通过实践来检验的信仰、上帝的存在。衡量四个现代化的标准也是唯一的物质标准，或者更为简单的美元标准，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成为了改革时期唯一合法的道德源泉，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所发生的集体主义责任伦理向个体主义权利伦理的转变就缺乏具有超越意义的价值观的层面，我们所有的转型都是在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层面上发生，这在很大程度可以解释无公德的个体的出现。阎教授具体以1980年人生意义大讨论、蛇口风波、学习雷锋、歌曲《一无所有》、以及《打工女孩》一书中真实人物的故事等来讲述追求自我意义和个体价值是怎么通过辩论到达共识，转型成为新的伦理观。但是新的伦理观念在官方话语里没有背景，今天依然沿用的是三十多年前的话语，但讲这些话的人却遵循的是新的个体主义权利伦理观。

　　道德生活的第二个层次是道德实践。作为讨论和研究内容的主要有三种类型，即非道德行为、有争议的道德行为和新的道德行为。在非道德行为方面，阎教授以“扶不扶”，帮助人反被讹的事情和由食品公共卫生、食品的现代化生产方式以及有毒食品的生产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为例说明，这类非道德行为是产生道德危机公众认识的最主要的原因，对公众的冲击力最大，因为它冲击的是我们道德底线。阎教授认为市场行为中人们清醒的自己人和他人的界限会让整个道德义务的程度是大大降低，以“我又不吃这个，我们村里人又不吃这个，我们周围的人都不吃这个”为由，就可以为个体参与有毒食品生产进行某种程度的道德合法化，这与官员认为“最高的道德就是我要让我们本乡的人发财致富”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当我们处理自己人和陌生人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现在已不再具有一个绝对意义上的伦理权威来监管我们自己的行为，这也是和真理标准的讨论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那个讨论的结果否定了绝对的不可能通过实践来检验的道德权威，那些具有超越意义的价值观。有争议的道德行为最多体现在私人生活领域，这并不是否认其在公共生活领域的存在，而是在公共生活领域更多体现的是占统治地位的官方集体主义道德伦理，到现在仍不容挑战。像阎教授跟踪过得美德学习小组和他们村天主教群体，他们的行为在固定的群体里可以被接受，但是出了他们的圈子就显得有争议。有争议的道德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们关于中国社会存在道德危机的判断，但因其产生的是因人而异的“道德”或“非道德”的判断，所以没有纯粹的非道德行为严重。有争议的行为中的一大类，最终会标志着一个新型的道德发展方向，其核心在于如何处理和陌生人的关系，而边界的变化会导致道德行为的标准也随之变化，道德实践走向新的发展方向。

　　最后，阎教授认为，出现于一个大的背景下的这些现象，从道德领域看是伦理话语的转型，从集体主义向个体主义的转型；在社会层次上，就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社会的个体化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自五四以来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持续的自我意识崛起，另一个层次则是经济改革框架推动下整个社会制度的变化，国家卸去更多的福利、负担和责任，而让个体承担更多的责任，并加强个体之间的竞争性，从而导致了中国社会高度的个体化。但是阎教授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个体化转型是不完整的，是“古典个体主义缺失状态下的个体化转型”，到现在所谓的“个体”仍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真正让个体合法化，使个体作为有限的目的的层次只在私人生活的领域，且基本上是通过物质主义的层次上表现出来，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对此进行了限定，所以到现在为止人们也很难超越这个层次来继续对个体主义价值观的追求。

　　讲座的最后一部分是精彩的提问环节，主讲人和听众就如何理解个体主义、真理标准大讨论对于实用主义的强调与民间宗教复兴的关系、青年怎样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对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资源的探讨和利用问题、道德与权力以及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等等很多方面进行了交流，精彩纷呈的提问环节也让听众大饱耳福，对中国社会道德转型有了进一步理解。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讲座却让大家感觉时间过得太快，意犹未尽。会后，还有同学表示，“可能在有些人眼里大长腿和外星教授是大明星，但在我们眼里这样的学者才是真正的明星”。

　　这也是整个系列讲座的第四十三讲。阎云翔教授在本科、硕士阶段分别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中文、民俗学与神话学专业。后留学美国，1993年获哈佛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文化人类学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在过去二十余年中，其人类学研究始终以理解和解剖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普通人的道德体验为主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人类学、社会变迁与发展、家庭和亲属制度、个体与个体化以及文化全球化等。代表作包括《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1996）、《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亲密关系和家庭变迁（1949-1999）》（2003）、《中国社会的个体化》（2009）等，其中《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获得2005年度美国“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该奖为纪念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而设立，每年只颁发给两部亚洲研究专著的作者，阎云翔教授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学者。目前他正在参与撰写《深度中国：普通人的道德生活》一书，该书将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蒋燕 整理、刘娟 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