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45讲：人类纪时期中国和印度的国家与乡村社会

　　
　　2014年4月24日下午，著名印裔历史学家、汉学家，新加坡国立大学莱佛士人文教授、亚洲研究所主任、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部主任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做客“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以“人类纪时期中国和印度的国家与乡村社会”为题，对（二）战后中国和印度的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历史叙事进行了梳理，试图理解和把握这两个仍然具有显著的农业社会特性的国家在人类纪（Anthropocene，指地球的最近代历史，人类活动已经成为影响全球生态系统首要因素的时代）环境下的未来选择。
　　杜赞奇教授从创建了现代中国和印度的开国者——毛泽东和甘地谈起。他认为，虽然毛泽东和甘地对于现代性能够产生的后果显然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前者认为现代性存在能带来最终解放的潜力，而后者则将其视为灾难，但是毛泽东和甘地的思想都是建立在以自然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为表征的农业社会基础上的。毛泽东和甘地都认为农村社区是实现另一种共同体和平等理想的途径，他们极为浪漫化的理想，可能比当前农业工业化和消费者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型更符合人类纪社会的需求。
　　甘地的理想和他对理想的践行是众所周知的，甘地认为社会要建立在“需求”的基础上，而不是由GDP和消费所驱动。或许在大众的眼里，毛泽东是现代化的推崇者，但毛泽东也构想过通过“一穷二白”的农民形成一个深刻的、原初共产主义的根基，这表现为集体化和大跃进时期的意识形态基础。然而，这两个民族国家最终都屈服于当下的全球范式。就农业在现代转型中的角色而言，全球范式倾向于假定农业、甚至农村社会的终结，而这正是现代性的目的或结果。为了探究背后的历史脉络，杜赞奇教授分几个阶段对中印两国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历史进行了细致的对比。
　　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杜赞奇教授将这个阶段称为“早期制度改革和投资阶段”。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两国都非常关心农业的发展。中国的土改和集体化过程基本上在1956年完成。印度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1-1955）中的初步进展是将31%的财政预算用于农业。土地法允许扩大土地所有权的基础。40%的土地由直接生产者所有，超过1200万的租佃农民在印度4.4%的可耕地上获得了稳定的使用权。
　　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两个国家的农业支持政策都发生了改变，它们都将农业投资视为对工业化资源的浪费，中国共产党和印度国民大会党都致力于重工业化的发展。在中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用于农业的国家总投资从未超过8%。“大跃进”是通过组织化的方式和非物质性的激励让农业继续提供自身的基础设施投入，从而使农业为现代性做出了巨大牺牲。中国通过将资源由农业转移到工业而实现了工业增长，并通过组织动员术维持着农业的发展。而几乎在同一时期，印度早期的农业投资和土地改革也达到了极限，随后美国的粮食援助政策为其提供了答案，印度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从美国大量进口粮食，从而放弃了自身农业的发展，将更多资本投向工业生产。直至70年代，对限制性援助（tied aid）阴谋的认识和对粮食自足的追求促使印度进行了绿色革命，但是与各种补贴和价格支持联系在一起的绿色革命和集约农业，在带来了一定的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土壤、水、环境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援助和绿色革命使印度得以将资源集中于工业发展，但是绿色革命之外的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增长停滞，而推行绿色革命的地区同样新困迭生。
　　第二个阶段大约从1979年至2005年左右，杜赞奇教授称之为自由化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至2005年左右，中国和印度都发生了相似的转变——从再分配式的正义转向了市场效率主导的正义，国家角色全面后撤。中国的改革正是由农村部门启动的，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的农业改革涉及土地使用、价格、地方和区域市场运作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但是杜赞奇教授认为乡镇企业的崛起并不是由于法律框架的变化和公共投资的急剧减少，而是由“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推动的，这个文化网络涵盖了社会资本、非正式网络和家庭弹性等。“权力的文化网络”正是杜赞奇教授1988年出版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的核心概念，同时他还引述倪志伟（Victor Nee）、周越（Adam Chau）、蔡莉莉（Lily Tsai）、丁荷生（Kenneth Dean）以及费孝通等很多学者的研究来进一步说明中国农村社会在恢复农业和发展新型企业方面取得的成功与农村社区的结构、信任和社会资本有着密切关系，这种成功建立在乡村的文化网络之上，它通过担保契约、市场交换和灵活的家庭结构调和了大多数经济关系。
　　而印度的改革则没有这么乐观，由于高补贴、谷物最低价格支持和市场制约，激励结构在改革之初就被严重扭曲，自由化同时削弱了公共投资。印度1991年农业改革及与之相伴的贸易自由化确实导致了一个新的出口导向的农业，但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农业高速增长开始回落，自此之后，农业增长率始终处于低位。究其原因，是印度在开放市场之前缺少对所有权和管理结构、激励、公共建设和教育投资方面的内部改革，而市场化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就中国而言，随着国家的退出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逐步推行，中国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对农村变革的推动力，被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和农业企业的兴起所取代。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扩大，土地攫取和权力滥用愈趋愈烈。鉴于这些严峻后果，中国中央政府对农村税费进行了改革（其中2005年免除农业税），此后又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加强农村社会福利、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刺激农村消费需求（2008年之后）。
　　针对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中印两国此后又进行了各种政策调试和改革，因而杜赞奇教授将2005至今的阶段称为后新自由主义时期。其中，中国2006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旨在解决税费改革导致的地方政府收入减少对其公共投入的限制和由此引发的干群矛盾，这项政策在对农村贫弱群体进行瞄准性干预、提供安全网（健康、食品、补贴）的同时，推动了农村居民的市场化和金融化。对于印度而言，市场扭曲（向富人倾斜）和落后的公共建设一直阻碍着农村发展，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并未带来高水平的就业，农村部门存在就业不足的问题。与中国类似，作为应对，印度政府制定政策提高了贫困线。印度还实行了潘查亚特制度（Panchayat Raj，1993年进入宪法），旨在扩大了基层选举力度，通过农村信贷和谷物补贴等帮助穷人、并将他们纳入金融服务对象。2010年，潘查亚特部还实施了一项“乡村商业中心”的试点制度（类似于中国的“一村一品”）。然而，很多政策制定者期望更多的国外直接投资，订单农业最近也开始在印度出现，人们寄望于它能够像在中国那样快速增长。
　　杜赞奇教授认为，后新自由主义时期两个国家对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现象加以应对的共同之处在于，不仅借助国家再分配政策，还通过金融服务普及、强化私营或社会中介交易（包括公私合作）和技术干预等手段推广新自由主义原则。中国政府大大减少了百姓的负担，并通过由中央政府向地方的转移支付、政府补贴的市场机构增加了对贫困人群的医疗教育等投入。印度同样增加了中央政府在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案中的开支，修建了更多农村道路，通过了粮食安全条例，旨在加强农村的金融服务普及，扩展市场地位，通过扩大私人资本延续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策略。然而，仅仅以市场驱动的方法制定政策无法解决社会平等和环境可持续这些长远问题。
　　面对目前的情况，杜赞奇教授指出重新构思城乡关系的迫切性。目前，中印两国都面对集约化农业的负面影响（例如化肥、农药、机械化、水土过度利用）、全球对食物需求的增加与农产品价格上涨的现实。因此，当务之急是发展更加可持续的、可再生的农业形式，例如有机农业、综合农业、生态农业，与工业化时代的集约农业相比，这些农业形式表现为劳动力主导的集约化。但是他强调，这种趋势不是对以前生产形式的简单回归，而是融合了对稀缺资源更加科学的使用（包括对转基因作物、滴灌系统、流域发展等的研究）来进行高附加值的、可持续的农业生产。都市农业和新型的乡村工业也许是另一种可能，信息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NGO组织的壮大将成为重要的参数。
　　演讲最后，杜赞奇教授分别指出中印两国一些可能的替代路径，如中国旨在促进农民组织化与合作的新乡村建设运动，印度的农村合作社、非政府组织与社会新媒体的发展等，并以印度恰蒂斯加尔邦一个非政府组织通过建立手机电信平台接受投诉的例子和中国遍地开花的农家乐的例子来表达对未来农村复兴的期望。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正在进行的“巢状市场”项目也是重塑中国城乡关系的一种新的尝试。演讲当日，慕名前来听讲的外校乃至外地的人士也非常之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温铁军教授受邀对杜赞奇教授的演讲进行简短的评论，随后杜赞奇教授就现场听众感兴趣的一些话题进行了互动。
　　杜赞奇教授生于1950年，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史、二十世纪亚洲史研究，并涉及史学思想、史学史领域。他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2008年起加盟新加坡国立大学，现任该校莱佛士人文教授、亚洲研究所主任、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部主任。1996年以来，已在世界75所学术机构做过主题演讲或荣誉演讲。他通晓中、英、日、印地等七门语言，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他的主要著作包括：《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1995）、《主权与本真：满洲国与东亚的现代》（2003）、《去殖民化》（编著，2004）和《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全球性与区域性》（2009）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1988）等。其多部著作已译成中、日、韩文出版，其中《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曾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他目前正在写作一部新著，暂名为《凡俗世界的超越性：亚洲各传统与可持续现代性》。（屠晶 整理，刘娟 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