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49讲：文化创伤、社会团结与道德责任——关于文明修复的前提

　　作为著名社会学家、新功能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杰弗里•C.亚历山大及其著作一直为社会学领域所熟知，他所编著的《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社会学理论的逻辑》等书也几乎成为中国社会学专业学生必读的教科书。在“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49讲中，亚历山大教授以其鞭辟入里的演讲为2014年春季学期的讲座活动画上了浓重精彩的结点。不过，在这次讲座上，亚历山大教授讲述的并不是国内学界所熟知的新功能主义理论，而是以《文化创伤、社会团结与道德责任——关于文明修复的前提》问题，向在座师生展示了他在文化社会学领域的探索与洞见。

　　在讲座中，亚历山大教授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论述了文化创伤的形成与社会应对，以及这个概念在社会团结扩张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作用。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存在许多集体性的创伤事件，这些事件往往与战争、冲突、革命等密切相关，例如纳粹大屠杀、美国越战、近来的俄乌冲突以及发生在中国的南京大屠杀、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些都是创伤性的事件，给亲历者及其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亚历山大教授告诉我们，这些事件本身并不给我们带来文化的创伤，重要的是整个民族或者整个人类在面对这些创伤性事件时是怎样做出解释的。这个解释过程本身既可能给社会留下文化创伤，也可能给人类社会提供一个机会，让我们反思创伤的缘由，辨清创伤的受害者和施害者，以及不同社会群体在整个创伤的制造过程当中应该负有怎样的道德责任。从文化层面对人类经历的创伤进行重新解释、从而反思这些创伤，目的是通过道德责任的分辨来修复文明，形成新的社会团结。

　　亚历山大教授以纳粹大屠杀为例，讲述了这一事件是如何一步步被建构成整个人类所共同经历的文化创伤事件。最开始大屠杀并不具有文化创伤的意义，它仅仅被视为纳粹在战时针对犹太人的暴行。犹太人在西方社会一直是被歧视的、处于边缘地带的种族，因此大屠杀事件最初并未唤起广泛的道德认同。随着媒体报道、亲历者日记等一系列深度素材的曝光和重新解读，纳粹屠犹事件中对人性和人类文明的践踏得到更深层的社会认知与解释，成为基督教国家共同深思和反省的灾难事件，并最终被建构成整个西方文明和人类现代文明所必须正视的一个文化创伤事件。正如鲍曼在其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所说，大屠杀是现代性本身包含的一个问题，现代性必然会导致大屠杀的出现。通过一个漫长的建构过程，大屠杀成为与整个人类、现代性，至少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密切相联系的一个文化创伤事件，这被视为纳粹反人类的力量对人类的一种暴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重新建立了对“善”和“恶”的认识，通过反思获得了新的对“善”的理解，也使得受到创伤的人类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修复。

　　来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谢立中教授参加了当天的讲座，长期从事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谢教授也对亚历山大教授的讲座做了精彩评论，给在座的师生带来了极大启发。谢立中教授认为，围绕大屠杀过程形成的文明创伤、道德分辨的模式扩散到了很多其他事件上，比如中国建国后的大跃进和文革，人们在这些事件中也借用了“施害者”和“受害者”这些大屠杀事件中的隐喻。但并非在所有这些过程中，道德责任都得到了很好的辨识，文明修复过程得到了很好的完成。比如在日本侵华战争事件中，日本政府就一直不肯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对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事实建构了自己的一套叙事，将侵华战争描述成为了驱赶美国人、保护亚洲国家的利益，南京大屠杀只是在此背景下双方交战过程中发生的事件，认为日本不必承担道德责任。作为受害国，中国和韩国等国家也有自己的故事和对于战争创伤的解释。日本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政府人民之间对于战争创伤的解释是非常不同的，不同叙事不断产生竞争。在这个过程当中，东亚人民没有通过文化创伤重新解释的过程去分辨清楚战争创伤当中受害者和施害者的责任，也没有把自己遭受损害的过程加以修复，因此至今也无法实现新的团结，日本和东亚人民目前仍然受到战争创伤的困扰。中国国内社会也是一样，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和民众带来的很多创伤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反思，我们没有通过文化创伤的协商、诠释和重新建构的过程把事件中的道德责任分辨清楚，对于事件的根源、暴力的来源以及善与恶形成一个公众认可的解释。一个未加修复的文化创伤事件始终会对长期的社会团结形成隐患。谢立中教授也强调指出了亚历山大教授文化创伤研究中的重要观点，即：一个创伤性的历史事件对人类的影响并非自然存在，而是通过对创伤事件的文化建构作为中介来发生的，相同的创伤性事件，无论是天灾人祸，它对人们的意义并非隐含在事件本身，而是取决于对它的文化建构和解释。他认为，亚历山大教授所提出的“文化创伤、社会团结、道德责任”的解释模型，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二战以后整个世界、东亚和中国的历史。

在提问和讨论的互动环节中，亚历山大教授对听众们提出的关于伊拉克战争、美国麦卡锡运动和中日关系等问题做了回应和解答，也进一步解释了他从新功能主义理论向文化社会学领域进行研究转向的历程。亚历山大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文化社会学研究受到帕森斯和涂尔干的深刻影响，同时与“文化的社会学”相区别，他认为文化具有区别于政治、经济力量的相对独立性，文化结构具有社会结构之外相对独立的“强文化范式”，处于社会生活中心的是对意义的重建。他也试图厘清文化社会学与宏观社会制度的关系，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探讨社会事件和历史发展的宏观问题，而社会创伤理论正是他在此方面进行的理论创新。

　　杰弗里•C.亚历山大是耶鲁大学社会学系莉莲·沙旺森·萨登教授，耶鲁大学社会文化研究中心发起人、主任。他于1969年获得哈佛大学学士学位，1978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亚历山大教授曾担任美国耶鲁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系主任，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瑞典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委员会、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从事过研究工作，并曾任教于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及英国伦敦金史密斯学院。最近他还在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国会图书馆获得荣誉职位。亚历山大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理论、文化和政治，其主要著作有：《社会学的理论逻辑》（1982-1983，共4卷）、《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2003）、《公民领域》（2006）、《表演与权力》（2011）、《牛津文化社会学手册》（2012，与菲利普﹒史密斯和罗恩•雅各布斯合编）、《创伤：一种社会理论》（2012）、《现代性的阴暗面》（2013）、《奥巴马政权》（2014）。他的论文《论道德普遍性的社会建构：从大规模杀戮到精神创伤的大屠杀》（2002）是《纪念大屠杀：一个争论》（2009）一书的主题文章。（潘璐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