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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53-54讲:素质之旅——东北亚、中国与非洲

发布时间:2015/02/17  点击量:

“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53讲: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劳动条件——解读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雇佣劳动
  2014年11月7日上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发展研究系教授卡洛斯•奥亚(Carlos Oya)带来了“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53讲,围绕农村与农业雇佣劳动以及农村劳动力市场等方面探讨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劳动条件。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奥亚教授认为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农村雇佣劳动的增长,属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特征,尽管这一论断在观察和分析的具体实践层面并不明晰,因而考察在某个经济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农村雇佣劳动的作用殊为不易。而且,研究农村雇佣劳动会不断碰到实地与统计上的障碍,因为农村与城市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城里挣得的收入可能对农村的生计产生影响,反之亦然。因此,在理解农村的劳动关系时,农村的界定标准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另一个方法论上的障碍便是确定和估算工资,因为工资可以有各种形式。
  紧接着奥亚教授讨论了雇佣劳动在关于减贫(尤其是非洲的减贫)的主流叙事中的缺失。在这些叙事中,穷人基本上就是按贫困线来划定。这种以消费为基础的界定贫困的方法无视了劳动关系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其减贫的重心在于让穷人有渠道获得资产,也在于以种种创新手段(小额信贷、保险、生产者组织等等)解决市场不完善的问题。但是,这种对穷人的界定,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会碰到很多问题。官方的统计数据表明,在绝大多数撒哈拉以南的国家,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高达60-70%。这无益于我们了解不同类型的穷人。穷人的实际类别比主流发展经济学与新民粹主义所呈现的要更为分散和分化。而且,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历史社会形态中),主要靠薪水度日的人占最贫困群体的绝大多数。
  奥亚教授指出,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关于减贫的主流方法无异于小资的乌托邦。没有无产阶级,能否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极大扩张,或更广泛的说,没有雇佣劳动的四处遍及,能否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奥亚教授认为不可能。他以经济史料表明,随着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增加,工薪阶层的比例也在增加,而自负盈亏或无酬劳动的工人比例下降,而且,这种变化趋势一旦启动就难以逆转。同时,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多的雇佣工人开始受雇于大企业,而不是中小企业。从统计上的比较以及历史的证据,奥亚教授还得到另外一个经验上的一般规律,即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与经济的持续增长相关联。这呼应了以下观点:劳动生产率而非土地生产率才是长期发展的关键。此外,通过援引爱丽丝·阿姆斯登(Alice Amsden)的研究,奥亚教授否认了赛伊法则(Say’s law),指出自我雇佣并非发展和减贫的主要推动力量。
  奥亚教授认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关于农村雇佣的数据之所以如此“贫乏”,首先是意识形态的原因:减贫话语植根于新自由主义的叙事之中,而后者推崇的是自我雇佣。第二个原因是更为制度层面的:在低收入国家开展的减贫干预活动以及建立起来的数据收集系统,都是为了迎合上述叙事。他还指出了一系列方法论上的陷阱,如采用了错误的统计框架,使用了特定时期、特定背景下形成的惯例来获取有关劳动力的数据,使用不恰当的术语询问主要的经济活动或工资水平等。他提醒研究者注意季节的变化对数据的影响,建议使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并鼓励进行细致的调查员培训和预调研。
  奥亚教授从不同背景下的实地研究中发现了一些共有的规律。首先,无论在哪里进行研究,研究者都会看到相当多样、相当异质的劳动关系和不同层次的剥削。其次,大部分这类雇佣劳动本质上显然都是季节性、临时性的。第三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迁移,特别是从农村到农村的迁移。季节性的雇佣工人会从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涌来,寻找工作。最后可观察到的是劳动力与性别关系。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常常不仅取决于资本主义渗透的本质与程度,以及占主导地位的性别关系和迁移模式,也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比如作物的选择。在作物选择、所涉及的企业类型与工人的集体讨价还价谋求改善工作条件的能力之间存在关联性。
  最后,奥亚教授回到农业规模大小之争的经典辩论。他认为,真心关注贫困、减贫和长期经济发展的研究者应该考虑劳动力的回报,而不是土地的回报。随后他还就政策与研究的相互作用、如何避免方法论和意识形态上陷阱、对方法论以及二手资料中的陷阱的彻底批判、“农村”的定义、互惠性的劳动交换以及报酬的形式等回答了听众的提问。
  卡洛斯•奥亚现为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发展研究系发展政治经济学方向教授,粮食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时也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政府研究组、劳工运动与发展研究组,以及发展政策、援助、制度和减贫研究组成员。他曾作为经济顾问任职于莫桑比克规划与财务署数年,期间于当地开展了大量关于农村劳动力市场、农村贫困的实地研究。其主要的研究兴趣为:农政政治经济学、发展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的发展、发展政策、自由化与农政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贫困、农村劳动力市场、发展援助与研究方法。近年来可分为三条主线:一是分析非洲农民的分化与农村积累的特征和动力,尤其关注正在兴起的农民资本家,和从农村积累视角考察不同类型的农政转型;二是研究非洲不同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市场与农业雇佣状况;三是研究非洲土地交易后果和影响的材料证据,并关注相关文献和证据所存在的方法论上的问题。他在《农民研究》、《非洲政治经济学评论》、《发展研究》、《农政变迁》、《第三世界季刊》等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汪淳玉 整理)
“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54讲:中国农村的商品化
  2014年11月7日,继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的严海蓉老师和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发展研究系教授卡洛斯•奥亚教授精彩的演讲之后,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张谦老师(Qian Forrest Zhang)从商品化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农政变迁的过程,探讨了中国资本化农业的出现、中国农村的社会分层、中国农村所发生的剥夺与积累的过程、乡村治理、以及恰亚诺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个学派对小农韧性的理解等五个方面的问题。
  讲座一开始,张谦首先分析了中国农政转型的特殊历史背景及其与西方的差异所在。目前,关于“农政转型”这一主题的文献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来理解资本与劳动力在农业经济中的形成,但它们主要针对的是西方国家的经历,因而现存的这些理论框架和概念跟中国的现实有很多不相契合的地方。比如,西方无产化劳动力的创造是十分痛苦的过程——先有资本,而后通过赶走土地上的农民,创造出无产化的劳动力;尽管中国集体化时代也有将农民变成无产化劳动力的过程,但是改革开放后却经历了相反的过程,乡村工业化、城市工业化的出现吸引了大批农村劳动力“自愿”向城市移民,产生了工资化而非无产化的劳动力。张谦认为,不同于西方“以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土地市场和“以供给为导向”的劳动力市场,中国经历的恰恰是“以供给为导向” 的农村土地市场和“以需求为导向”的劳动力市场,且商品化劳动力在中国农村的出现远远早于农业资本对中国农村领域的渗透。因此,要理解中国的农政转型,就要在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努力下做出一系列的调整,应以中国的实践为基础重新构思、认识农政转型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也会涉及到对一些概念和理论的修正。由此,形成了以下五点对现有理论辩论的重新认识。
  第一,针对中国农村资本化农业的产生,张谦认同黄宗智提出的“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capitalization without proletarianization)这一概念,即中国农政转型的主体不是外来资本,而是小农户;小农的生产方式从自给自足转向了商品化的生产,但在这个过程中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剥夺和无产化的劳动力。然而,黄宗智却忽略了伴随农业资本化的劳动力商品化。目前,随着工业领域劳动力市场的迅速发展对农村领域的迅速渗透,中国农村已经普遍形成了彻底的、相当均质的、商品化程度相当高的劳动力市场。然而,在中国,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劳动力商品化的解释——农民被剥夺生产工具成为无产者,受制于“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dull compulsion of economic forces)而被迫将劳动力商品化,很多农民并非面临无产化的悲惨境地,却主动将劳动力商品化了。张谦认为有两个力量促成了这种选择,首先,农民的生活已经被全部商品化,其社会再生产已经不能以其自身的生产工具来满足,必须出卖劳动力以换取足够的货币;其次,传统中国式的工作伦理、社会攀比心理、对乡村文化的贬值和对乡村生活方式的抛弃等各种非经济的社会文化因素促使年轻一代选择离土离农。
  第二,关于中国农村的社会分层,传统的农政研究是从阶级的视角来看待农村的社会分层,但张谦认为,阶级的概念在农村的背景下并不适用,单从是否拥有生产资料根本无法确定阶级。阶级分析的好处在于揭示了阶级矛盾,但在中国农村,直接而尖锐的阶级矛盾并不存在,经验上也无法量化剩余劳动的占有关系。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分层,应该跟马克思主义进行更决绝一点的分离,转而采用马克斯•韦伯的概念,即市场地位决定阶级地位。尽管这一概念因缺乏阶级斗争的内核而备受争议,但却契合当今中国农村的现实,即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生活境遇上的差别造成了社会分层。
  第三,关于剥夺与积累的过程在中国农村如何展开,马克思所谓的“原始积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谓的“剥夺式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都无法解释当今中国农村的现实。目前,英文学术期刊上针对中国农村的剥夺与积累这一主题,盛行剥夺式的话语体制(dispossession discourse),即认为中国农村也在发生大规模的剥夺农民的过程。对此,张谦老师举例说明估算数据可能存在“虚假的精确”、以讹传讹等乱象,同时,中国农村也有不少农民盼着失地,甚至希望通过被征地一夜致富而实现资本的积累(accumulation from/through dispossession),因此,以单一化的剥夺式话语来理解中国农政转型将会引发很多问题。
  第四,关于乡村治理,主流的经济学家主张通过土地确权来促进土地流转,推动土地和劳动力的市场化。对此张谦老师认为,造成中国农村社会不平等以及其他各种问题的背后的最大推动力正是土地和劳动力的过度商品化。土地商品化将使得个体化的农民在与资本打交道时更加弱势,因此应该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所说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那样逆转农村的商品化,强化集体经济,特别是集体对农村土地的控制和重新分配的权力。
  第五,关于恰亚诺夫与马克思主义两个学派对小农韧性的辩论,即小农是否拥有得天独厚的能力以抗拒资本的渗透。张谦老师认为,资本的优势,或者说资本在摧毁或击垮小农生产、扩大其在农村影响的重要领域不是生产领域,而是流通领域——它有着跟市场对接的能力以及议价权,而小农却因小、弱、散等天然局限性而逐渐失去竞争力,这并非是因为小农种地没有效率,而是因为其与市场的对接已经被大资本垄断了。
  讲座的最后,张谦总结到,他尝试从商品化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农村发生的变化——由农村工业、城市工业的兴起带动了劳动力的商品化,然后逐步推进土地的商品化,而劳动力的商品化一旦发生,它就渗入到中国农村社会再生产的方方面面。讲座之后的提问环节,张谦老师又针对地方文化与商品化的关系、促使劳动力商品化的社会文化因素、现代化与劳动力商品化的关系、劳动力商品化现象的分析单位、农村商品化的底线、剥削的形式等问题做了精彩的解答,引发了听众的热烈讨论和无限思考。
  张谦197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1995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获学士学位。毕业之后,曾在上海电视台国际部工作过一年。1996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美国佐治亚大学地理学系和耶鲁大学社会学系,并于2004年获得耶鲁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之后还在该校从事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自2005年起就职于新加坡管理大学的社会科学学院,现为该院副教授。其学术研究主要关注中国的农业政治经济,但同时也涉及当代中国的其他领域,包括农村发展、自雇就业、社会分层与不平等、社会流动、土地市场的发展、农业现代化、国营农场改革、家庭关系等。在农政研究方面,主要致力于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来考察资本与商品化的劳力如何在农村经济中形成、两者之间的互动,以及两者与国家的关系。他在中国多个省份进行过田野调查,并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游历。其研究成果发表于众多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包括《中国季刊》、《中国研究》、《婚姻与家庭》、《世界发展》、《农政变迁》、《社会学》和《政治与社会》等。(许惠娇 整理、刘娟 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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