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56讲：重探全球现代性——以中国为棱镜

　　在一般的认识中，现代性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带有深深的资本主义烙印，并与欧洲中心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么，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之外，是否还能有另外一种现代性视角？2014年12月18日，“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56讲，也是2014年秋季学期的最后一讲，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报告厅如期举行。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鲁晓鹏教授，为现场师生梳理了近二三十年来全球学术界试图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对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中的地位进行的一些思考。

　　讲座伊始，鲁晓鹏教授首先借用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观点引出其所探讨的主题，“全球现代性指这样一个时刻，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霸权走向解体，破碎为许多具有不同现代理念的文化疆界，但它至今并没有许诺任何重组现代性的方案，也不曾恢复其宣称的内在一致性；另一方面，全球现代性作为一个概念，试图超越其生成的景象，正是这种景象使得重探现代性成为可能，并将它从欧洲中心主义主导的历史视野的圈套中拯救出来，继而寻求不同的现代性想象。”

　　通常认为，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发源于西欧和西北欧，然后再逐渐扩展到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区。马克斯·韦伯以一个全球性的视野，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在欧洲起源发展，而不在世界其他地方起源。“今天对全球现代性的探讨则要证明：资本主义不光是欧洲的事情，中国也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鲁晓鹏教授称这种对全球现代性的重探为一种修正主义的历史学，即修正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的起源、性质和发展。

　　继而，鲁晓鹏教授梳理了近二三十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结构中的位置的四种主要理论思考。最早的是杜维明先生对“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性”的研究，他认为，“东亚虽然没有新教伦理，但是有儒家伦理。儒家伦理是推动而不是阻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动力。”而深受儒家伦理影响的“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可以在东方发展的最好证明。那亚洲的资本主义有何特点呢？杜维明先生在自己的一本英文著作《东亚现代性中的儒家传统：日本和“四小龙”的道德教育与经济文化》中写到，“一旦我们承认市场经济与威权政治的协调一致，确认家庭美德是社会年代的中心，领会到集体同一与个体孤立之间的良性互动，从本土范畴出发，构建市民社会观念，并运用诸如网络型资本主义新概念来理解一种不同的动态经济学，那么我们就开始走向寻求替代版的现代性之路。”也就是说，杜维明先生认为，在儒学伦理的引导下，亚洲走向了一条不同于欧洲个人主义，结合了市场经济与威权政治，强调家庭美德的现代性之路。

　　第二种观点是日本京都学派对中国现代性起源的探索。二十世纪上半叶，京都学派有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内藤湖南及其同事提出“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宋朝”。对此，他提出了很多例证：如经济方面，宋朝开始使用纸币，大运河繁华、商品经济繁荣，还有海外贸易也在发展；政治方面，宋朝是完全的士大夫统治，不再有唐朝的氏族势力；科学方面，宋朝发明了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科学家沈括的研究跟当时的西方研究有很多可比的地方，甚至跟达芬奇研究的东西相似；文学方面，文学家欧阳修发动的古文运动开始了白话文学，这跟文艺复兴运动倡导不用拉丁文而用方言写文学也有相似之处。有人对此观点提出批评，认为内藤湖南所研究的东亚现代性带有一种意识形态的色彩，因为日本当局恰需推动“大东亚现代性”，所以学者也鼓吹“东亚现代性跟欧洲现代性不一样”。不过，京东学派的这一观点受到国内学者汪晖教授的支持，他如是评价京都学派另一位大师宫崎市定的观点，“他的东亚现代性的论述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思想的重叠并没有掩盖这一论述中包含的洞见。在一种世界史的构架内，运河的开凿、都市的迁徙、香料和茶叶等商品，在连接欧亚贸易网络上的功能、蒙古帝国扩张所带动的欧亚艺术和文化的交流等不仅改变了中国和亚洲社会的内部关系，而且也将欧洲和亚洲从大陆和海洋两个方向上建立了内在的联系。”

　　第三种观点是一些世界体系理论学者对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结构的分析。世界体系理论的创始人沃勒斯坦提出，16世纪以来，世界经济逐渐形成三个结构——中心、边缘和准边缘（半边缘）。在这个体系中，西北欧是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而中国则直到19世纪才进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准边缘国家。不同于沃勒斯坦的论点，另一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家安德烈•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则认为，中国很早就进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如明朝时的白银很多来自于南美，很多日常的饮食，如辣椒、玉米、番茄等则是由北美传入的。而且，在1400年至1800年期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是在19世纪以后才逐渐失去中心地位的，并由欧洲取而代之。还有一位世界体系论的大师级人物——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在其著作《亚当·斯密在北京》中表示，“中国将有可能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有别于美国全球霸权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欧洲人和非欧洲人得到平等、互相尊重。”

　　第四种观点是左派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他们一直强调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一个代表性的学者就是伦敦大学政治学系的林春教授，他说，“在不同的历史场景中，中国的社会、国家、发展‘三元一体’，试图替代殖民现代性、斯大林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转型三种方案。因为曾经的失败，中国的社会主义并未照搬现代性的主人的路线和话语，它是对历史上的共产主义和外围资本主义的双重替代。”所以，他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有很深的期待，“纵观这些不断持续地努力，中国模式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是不被排除的。”

　　最后，鲁晓鹏教授总结道，“关于中国现代性，有不同角度的多种论述。无论这些观点的立场多么有洞见，抑或片面、甚至相互矛盾，它们都是在寻求现代性的另一种道路的努力。这些批评将试图超越欧洲中心论的主流话语，重新讲述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故事，并试图在全球现代性的广阔语境中，彰显中国特定的地方状况所包含的意义。”在讲座之后的讨论环节，鲁晓鹏教授对现场师生有关“中国中心主义”、“中国电影的发展与现代性”、“如何理解现代性”等话题的提问进行了回应。

　　鲁晓鹏教授1962年生于西安，1979年赴美留学。分别于1984年、1990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比较文学学士和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校区比较文学博士。曾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多年，2002年起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比较文学系教授，同时兼任东亚研究院、批评理论、表演研究和电影研究等系、所和中心的教授。曾创办该校电影系，并首任系主任。研究领域包括世界电影、后社会主义电影、跨国华语电影、中国现代文学与视觉文化、中国传统叙事学、文化理论、全球化研究、东西方比较诗学等。出版《中国现代性与全球生命政治》（2007）、《文化•镜像•诗学》（2002）、《中国，跨国视觉性与全球后现代性》（2001）、《从史实性到虚构性：中国叙事诗学》（1994）等中英文论著。主编《跨国华语电影：身份认同、国家、性别》（1997）、《华语电影：编年史、诗学、政治》（2005）、《环境危机时代的中国生态电影》（2009）等多部著作。曾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旅美分会会长、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东亚语言文学部理事。2005年获美国“选择”机构颁发的“杰出学术著作奖”。（王维 整理、刘娟 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