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60讲：为了谁的农业现代化？

　　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要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 2012年十八大报告又在上述“三化同步”推进的理念基础上，从战略层面上将“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作为新时期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农业现代化已成为社会各界持续关注的主题。那么究竟什么是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为了谁的现代化？我们为什么要搞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与今天中国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是什么关系？农业现代化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或者这个阶段里面它要起什么作用、发挥什么功能？4月16日下午，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乡村治理中心主任贺雪峰老师做客“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以一场激情澎湃的演讲表达了他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

　　从农业现代化出发，贺老师提出了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农民工是否还能够回到农村？他认为，农民工五十岁以后难以在城市找到务工机会时是否能够回到农村，在六十多岁仍然能从农业劳动中获得收入，获得就业、体面和尊严感这一点非常关键。若能实现，则对于解决农业问题、应对人口老龄化、真正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贺老师就此引申出他认为对于农业现代化很重要的两个概念：一个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农民家庭，即年长者在家从事农业生产，年轻人进城务工经商；另外一个则是“中间农民”，即不愿进城务工经商而在农村寻找机会的中青年夫妻。在这样的劳动力结构概念框架和视角下重新审视三农问题，得出的结论也就会和今天政策以及主流共识不太一样。

　　贺老师首先审视的是“强富美”是不是农业现代化应追求的目标。2015年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到：“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贺老师认为将这样脱离中国国情的目标作为今天三农政策的基础以及农业现代化的目标是存在问题的。在今天史无前例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有一套似乎已成共识的逻辑，那就是——农村劳动力不断进城务工，应该让留在农村的劳动力能够扩大他们的耕种面积，形成适度规模经营，在适度规模经营的基础上，进行农业现代化；但是今天留在农村的主要是老人，农业现代化不能指望这一帮老人，于是需要培育新型主体，培养职业农民，甚至让资本进入，让企业经营农业，最后形成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这一逻辑中所隐含的假设是：农民进城后就不需要回到农村，而是跟农村切断关系了。但是事实上今天农民的进城只是“半进城”，他们年长的父母和年幼的子女并没有进城；而在今天的经济发展阶段，农民进城往往并不能安居，所以会有很大比例的进城失败。

　　然而，不论是中央层次的政策文件，社会、媒体的关注视角，还是地方性的政策实践都在忽视上述的一些事实，排斥农户之间自愿的土地流转，支持规模化、现代化、专业化经营。在政策层面，从十八届三中全会“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扶持发展规模化、现代化、专业化经营，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到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着力构建专业化集约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体系”，“持续增加农业补贴规模，新增补贴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倾斜，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联户经营，大户家庭农场。”2014年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以解决好地怎么种为导向，加快建设新型农业体系，努力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的新型农业现代化之路。”总的方向都是要发展农业现代化，解决无人种地的问题，认为靠老人农业来养活中国、靠老人农业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不靠谱。在社会层面，两会代表、媒体记者都非常关注农业问题，包括谁来种田、土地抛荒、粮食安全、食品安全，以及站在农民的立场讲要提高农民的收入等方面，认为靠一亩三分地是不可能提高农民收入的，只有发展观赏农业、休闲农业、设施农业、企业农业等，或者是把农民转移到城里去才可以富。中央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这样 “四化同步”、培育新型主体的政策实际上认为今天不是没有地种，而是说很多地没有人种，于是开出的药方、采取的对策首先是补贴；各级地方政府为此不惜动用财政、税收、金融、土地的杠杆，“像抓招商引资一样抓新型主体培育”；结果往往规模农业经营不善，新型主体发展不起来，大量补贴流入一些公司。地方政府简单地将政策理解为推动资本下乡，甚至是推动撤村并居，集中居住，农民上楼，结果产生了很大的浪费并且活生生把农民从农业、以及他生活的农村剥离。与此同时，还要推动农民进城，从而获得农民手中的耕地和宅基地，使其最终无法回到农村。

　　对此，贺老师总结道，中央政策、地方政府实践以及整个社会的认识形成了我们关于农业现代化惊人的共识，即“嫌贫爱富，嫌小爱大，嫌土爱洋”，希望越现代越好，实则是以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名义将大量的财政资金补贴给了农业公司，以支持农业产业现代化之名补贴了资本。新型主体难以可持续经营和富裕，就算富起来也不代表广大的农民群众富，当我们主要的资源在为规模农业服务的时候，财政一旦支持规模经营的时候，即便是不想进城、不能进城的小农，也只能被迫进城了，所谓“强富美”的发展一定是把小农排斥出去，而他们尚未能在城市寻找到光明的未来。

　　演讲的第二部分，贺老师主要从国情来探讨农业现代化是否合适的问题。他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整个产业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主要的国际竞争力是靠廉价的劳动力，通过中国制造让中国变成世界工厂，获得贸易盈余，经济增长。因此，就目前的经济状况来说，2.6亿的进城农民工，还不能在城里体面安居，他们只是半城市化的人口，且这样的状况仍将持续较长的时间。贺老师认为这是一个结构的问题，政策或制度无法解决，只能随着产业的升级、人均GDP的升高、国际竞争力的增强而慢慢改善。但是，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我们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因为不适合进城的农民还留在农村，进城失败的农民工还可以回到农村。所以，他认为保留农民选择的权利非常重要，如果不留下农民回去的退路，恐怕将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将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治安和稳定。只要中国的城市不能为大多数进城的农民提供体面安居的就业机会，大部分农民工就要还乡，因而不用担心没有人回去种田。目前“半工半耕”家庭结构和“中间农民”的发展是农民和农村社区自身针对城市化工业化所带来的巨大变化而进行的适应性调整与创新，然而，今天所推动的农业现代化通过资本下乡不仅将土地流转到资本手中，而且还将农村所有的活力和机会都占据，结果就是“中间农民”不管愿不愿意，只能被迫进城，就连老人也无地可种了，在农村无所事事，所谓的“农业现代化”成了外来的资本大户与当地不能外出打工的老弱病残的结合。

　　紧接着，贺老师在其演讲的第三部分阐述了小农经济的重要性及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认为，计算农民收入的时候要看到农民自给自足之经济和社会文化宗教价值。农业收入和就业对农民具有积极的功能，正是两亿多户小农从农业中获得的就业和收入支撑着中国制造获得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中国才可以成为世界工厂，从全球化中获益，从一个低收入的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偏高的国家。其次，农业就业为进城失败的农民提供了还乡的退路，从而使农村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第三，农业就业还可以解决老人的退养和农耕的结合问题，从而为老龄化提供解决办法。因此，小农经济可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为农民提供就业和收入，构成农村生活的基础。当前小农经济也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在人地分离的情况下，土地的细碎化导致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日渐瓦解；其次，国家越来越多的农业投入，是帮助资本打败小农，而不是帮助小农克服一家一户“不好办、办不好、办起来不合算”的公共事务，不是帮助小农克服公地悲剧，反而是加重这个悲剧，导致给钱越多对小农越不利，结果不管是在物质投入还是生产力上面都出现了严重的去农化、贱农化、非农化趋势。当政府扶持小农经济时，小农经济就茁壮成长，政府今天所倡导的农业现代化更多地是去打败小农经济，在国家自上而下提供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上面，全是为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培养大量的职业农民，把大量的小农撵走，小农经济当然节节退败。所以，小农经济行不行主要看政策的导向。

　　在其阐述的第四个方面，贺老师认为，整个农业现代化主要为了九亿小农和中国整体的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本身不是目的。小农农业具有保障粮食安全、农民就业、社会稳定的功能，农业现代化不是要搞“强富美”，而是为小农提供生产和生活的基本条件。中国今天的现代化发展是三轮驱动的现代化，中国制造的继续发展与科技进步、产业升级，中国创造的崛起，而在中国制造过渡到中国创造的过程中间，社会结构基本的弹性空间是小农经济。贺老师希望既保持小农的活力和合理性，又保持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在这个基础上积聚所有资源，推动中国创造的发展。

　　讲座最后，贺老师就其团队朴素经验主义的研究进行了介绍，告诫学生打好“经验”和“经典”的基础，然后再做专业。当日，我院社会学系朱启臻教授对讲座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辨析和讨论，他提醒同学们在做农业研究时，注意不同学者和不同政策话语表述的异同。随后的互动环节，贺雪峰教授就乡村治理、农业机械的现代化市场、中国创造的就业吸收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回答，讲座持续三个多小时。

　　贺雪峰教授长期从事乡村治理研究和乡村建设实验，近年来重点关注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土地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他是中国乡村建设研究的杰出代表人物，是“用脚做学问”的代表性学者，自1996年以来先后在全国二十多省市进行过农村调研。其带领的学术团队在中国学界以“华中乡土派”闻名。已出版专著《新乡土中国》（2003）、《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2003）、《乡村的前途》（2007）、《什么农村、什么问题》（2008）、《村治模式》（2008）、《村治的逻辑》（2009）、《乡村社会关键词》（2010）、《地权的逻辑》（共两部，2010、2013）、《城市化的中国道路》（2014）等。主编《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一套16种和《三农中国》。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等重要刊物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蒋燕 整理、 刘娟 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