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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贤荟萃 共话乡村添动力
——中俄乡村振兴学术研讨会召开

发布时间:2018/05/09  点击量:


5月5-6日,中俄乡村振兴学术研讨会在西校区中德楼报告厅召开。龚元石副校长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我院景发书记出席会议,叶敬忠院长、潘璐副教授、张艳霞副教授参会并发言。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国民经济与国家行政学院、俄罗斯科学院、莫斯科国立大学、联合国粮农组织驻俄罗斯办公室、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和机构的专家分别报告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远东联邦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学者也受邀参加了会议,南京农业大学、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规划司的同仁慕名而来。

龚元石副校长致研讨会开幕辞。他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更紧密地把中俄两国的发展与欧亚经济的繁荣联系在一起。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中俄两国的农村都出现了农村人口外流、村庄空心化等问题,农村的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传承面临一系列挑战,希望中俄两国学者从多学科视角对农业与乡村发展等进行持续研究,积累形式多样的乡村发展实践经验,为推动两国乡村发展注入新的思想和灵感。并祝愿中俄友谊之树常青,预祝学术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学术论坛中,近20位中外学者发表演讲,专家们就农业生产、农业合作、粮食安全、农产品市场、劳动力流动、农村社会治理、农村养老等问题展开充分地交流和探讨。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地理学院国外社会经济地理系主任亚历克斯·纳穆夫(Alexey Naumov)教授针对“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农业创新发展的区域差异”进行了主题发言。他提出,全球范围的农业生产的地理集中度越来越高,一些主要的农业生产大国贡献了全球农业产出的绝大部分。农业生产的地理集中趋势还表现在农业生产大国内部,在巴西、南非、俄罗斯等国家都出现这种趋势。农业生产的地理集中也意味着世界农业发展的区域差距,其形成根源在于技术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农业技术革新与传播正在向越来越少的国家集中,并且只影响到这些国家的部分地区。技术创新的过程有赖于国际组织、政府力量、私有企业与非政府组织的合力推动,但是这些组织会在此过程中为寻求实现自身利益而发生一些冲突。技术革新与发展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该农业生产地区能够获得发展,因为这些变革会对当地的环境与传统农村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农业的发展要考虑到与这些要素的协调,只有充分考虑到经济、环境与社会平衡的农业发展模式才是真正可持续的。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研究员杜志雄就“中国农业发展前瞻:成就、问题和障碍”一题进行了主题发言。他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农业发展获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挑战。首先,农业发展仍面临多重安全隐患,如粮食安全存在结构性矛盾,种业安全存在自给率过低,食品安全问题仍较严峻,生态安全压力较大等。其次,农业经营成本持续上升,农业经营效益下降,国际竞争力趋弱。再次,农业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不健全,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低。最后,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滞后。他认为,中国农业未来发展的趋势可能是:第一,进一步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体制,培育职业农民、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第二,适应工业化和城市化,鼓励农地从小规模经营者向规模适度的家庭农场流转集中,以提高劳动效率、增加农业生产者收入;第三,调整和改革农业支持和补贴政策,为农业发展建立起完善有效的支持体系;第四,严格实行耕地等农业资源利用和保护政策,不断深化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第五,提高农业技术创新与深化研发,尤其是要持续倡导生态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模式的研发和利用;第六,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战略。


俄罗斯联邦总统国民经济与国家行政学院农业与食品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娜塔莉亚·沙加达(Natalia Shagaida)探讨了“俄罗斯食物禁运之后的粮食安全问题”。她认为,自食物禁运以来,俄罗斯发生了很多重要变化,对俄罗斯的粮食安全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标准的基础上,俄罗斯根据本国情况加入了粮食自给程度而形成了现行粮食安全指标。从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俄罗斯的粮食安全状况良好:国内农业产量一直保持平稳的增长态势;除了蔬菜和牛奶,其他食品种类都实现了自给;食品出口额不断上升、进口额不断下降;食品支出在消费结构中的占比也没有出现较大波动。然而,如果把食物禁运之后卢布大幅贬值的因素考虑在内,俄罗斯粮食安全指标的一些关键数据就会发生变化。如果食品进口额按美元结算则呈现上升趋势。另一项重大的变化是居民收入水平的下降,虽然食品支出在消费结构中的占比没有上升,但是居民在购买食物方面的标准下降了,他们越来越多地购买价格较低的食品。这说明居民的食品购买力出现了问题。这是现行的粮食安全指标无法检验到的。所以说,俄罗斯现行粮食安全指标寻在局限性,需要变革。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东亚和中亚项目处主任、高级研究员陈志钢作了题为“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养活中国问题:基于营养的粮食安全战略”的发言。他提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粮食产量和人口都在持续增长,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成功的中国经验。“养活中国”的社会背景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农业的发展方式正在逐渐转变,发展环境友好型农业已经成为重要目标,科技在农业产出方面的贡献率增加,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另一方面,中国正在经历经济与社会转型,经济增速下降、城镇化快速发展、人口结构改变,发展的不平衡也在逐渐扩大。因此,“养活中国”问题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居民的营养健康情况并不乐观,营养不均衡的人口数量非常庞大,居民饮食结构不合理,肥胖问题逐渐增加,糖尿病和高血压等非传染性疾病的患病率也在逐年升高。居民营养面临的巨大挑战会影响到劳动力的水平,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在政策层面,中国的居民营养管理职能主要由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承担,很多相关政策文件的出台与实施与农业发展之间缺乏联系。因此,建议采取以营养管理为基础的粮食安全战略,形成权责分明的农业-营养协同体系,推动发展以营养管理为基础的农业模式,通过政策合力促进可持续的国民营养膳食的形成。

 

俄罗斯联邦总统国民经济与国家行政学院农政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库拉肯(Alexander Kurakin)和与会者探讨了“国家与商业力量在俄罗斯粮食出口市场中的结盟与冲突”的问题。他指出,俄罗斯是粮食生产大国,也是全球粮食出国大国之一。但是,俄罗斯农业生产向大型私营农业公司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这些公司的影响力也在逐渐增强,国家政策对他们的倾斜力度也逐渐加大。但是,2017年俄罗斯联邦税务局针对农产品出国的开始征收新税,以消除非法的退税现象。这一政策对部分已有的出口渠道产生了威胁,并引起一些大出口商的抵抗。农产品出口商和联邦税务局之间不断协商,最终形成一些非正式协议,但却一些中间人和协调组织开始出现并发挥作用,双方达成了一些非正式的协议,出现了农业认证(Agrarian Charter),并将违反税法的公司列入黑名单,保障了国家农产品税收水平。但是,尽管小型农业企业、家庭农场和其他小生产者在粮食生产中也占了较大份额,但他们的利益和声音在这场冲突中被完全忽略了。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韩一军探讨了中俄农产品贸易发展的现状及趋势。他认为,中俄两国都是世界农业大国,具有人口多、国土面积大、耕地资源丰富、货物进出口总额高等诸多共同点。在农产品贸易方面,自2001年以来,中俄两国农产品贸易额不断增长,中国自俄罗斯进口的农产品以水产品为主,2017年水产品占到了自俄进口农产品的73.23%。中国对俄农产品出口主要为蔬菜、水果和水产品。中俄两国农业生产的互补性较高,尤其是在资源、科学技术和产业结构方面。中国农产品能对俄罗斯形成互补的产品有畜产品、花卉、蔬菜、糖料及糖等。俄罗斯农产品能对中国形成互补的产品有谷物、水产品、林产品等。这种互补性为两国农产品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巨大潜力。在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大背景下,中俄两国的农产品贸易发展将会获得更大助力。在未来,两国应进一步开展中俄自由贸易区前期可行性研究,加强政策协调、全面提升两国农产品贸易水平,创新农业贸易投资合作模式,搭建农业贸易投资信息服务平台。

 

俄罗斯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社会和经济地理学系首席研究员奥尔加·格莱泽(Olga Glezer)发表了题为“俄罗斯农村居所与城市格局的相容和相异”的主题发言。她认为,目前俄罗斯地方自治机构面临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合并与扩大。农村的地方自治局数量不断减少,每个自治局所辖面积不断扩大。很多农村自治局搬到城市而转变为城市自治局,导致很多农村地区很难获有效管理和支持。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农村地区人口减少,流动人口增加,老龄化趋势显现;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农村自治机构获得的国家支持不足,大多数面临财政危机。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有必要对联邦法律进行修订,重新划分自治区域,建立自治地区间的相互联系机制,限制农村自治句向城市自治局转变;另一方面要实行多种形式的居民自组织管理,而不是仅仅依靠日渐弱化的地方自治局。

中国农村研究院分党委书记兼院长邓大才教授针对中国乡村治理问题进行了题为“均衡行政与自治:村庄撤并中的乡村治理困境与经验”的发言。他指出,在当前中国乡村治理的实践中出现了两种相反的现象和趋势,一种是缩小治理单元,另一种则是扩大行政单元。广东清远市将农村自治单元下移到自然村、村民小组,以自然村为单元实施自治,行政村则作为一个公共服务与行政单位。改革之后,行政与自治分离,自治成效明显,公共服务功能发挥良好,得到了农民的支持。湖南省进行的探索则是行政扩大、自治上移,两者依然合二为一。但是这种改革却使农民办事和各种服务需求都难以及时得到满足,甚至出现行政垄断。这两种改革路径之外,日本的农村治理改革是同时扩大基层单元与上移自治,既考虑了行政的规模性要求,也满足了自治的民主性需求。这三种实践体现出乡村治理过程中行政和自治均衡的重要性。要实现行政和自治的均衡,首先要考虑经济因素,这是决定行政和自治采取何种变革方式的基础;其次要考虑到行政自治与社会自治、行政服务与社会服务之间的相互替代;最后,要充分重视“制衡”,自治都必须制衡行政,否则会形成“行政暴政”。总之,在基层治理改革实践中,要把握“两同步,一均衡”,即行政与自治同步、行政与服务同步、行政与自治均衡。

俄罗斯联邦总统国民经济与国家行政学院社会研究方法部主任、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德米特里·罗戈津(Dmitry Rogozin)和与会者探讨了俄罗斯农村的老年人问题。基于“2017年俄罗斯65岁以上老年人状况调查”等多项调查的数据资料,他总结了俄罗斯农村老年人的整体特征。农村老年人基本失去了学习的行为和习惯;绝大多数的老年人没有工作,也无法获得任何薪资收入,收入水平略低于城市老年人;相当一部分老年人与家庭或伴侣生活在一起,但是75岁以上老人与伴侣一起生活的比例要远远低于65-74岁之间的老人。老年人极少去旅游,健康情况堪忧,高达80%的老年人深受各种病痛的折磨。大部分农村老年人拥有自己的菜园,继续从事种植活动的比例远远高于城市老年人。个人卫生方面,农村老年人洗澡、换衣的频率都低于城市老年人。绝大部分老年人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室外活动,这也是他们保持身体健康的一种方法。

来自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的刘燕舞副教授则探讨了“中国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1980-2009)”。他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农村老年人群体,特别是这个群体的自杀现象。通过全国11个省23个县的55个村庄的民族志研究,他总结了1980-2009年期间的849起自杀事件,并对自杀事件的变化趋势和归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在1980-2009年间,农村地区60岁以上老人的自杀率不断上升,自杀人数扩大了十倍,在所有自杀人数中所占比例也迅速增高。2003年之后,男性老人的自杀率开始超过女性。在老年人自杀率上升的同时,年轻人的自杀率在降低。生存与疾病问题是导致老人自杀的两大主要原因。在当前的转型社会中,农村老年人的供养和照料主要通过家庭来实现。一方面,老人逐渐丧失了在家庭内部的权威感,需要与子女进行谈判和交换才能获得足够支持;另一方面,大部分农村老人缺乏从市场中购买和获得服务资源的能力,这些因素都加剧了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现象。

我院社会学系张艳霞副教授以中国江苏省东林村为例,总结了“中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积极养老模式”。她认为,当前中国一个重要的社会变化是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这一趋势在农村地区更为明显。在此背景下,探索实现积极老龄化就尤为重要。江苏省东林村的实践就是进行积极老龄化的成功案例:在保障方面,东林村通过村集体的土地收益为老人提供各种生活补贴与资金帮助,并建立了日间照料中心和家庭护理服务中心;在健康方面,村庄为老人建立了慢性病管理档案,并通过支持体育运动与发展各种兴趣小组的方式来促进改善老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在参与方面,东林村为老年人提供了多种渠道参与劳动和社会活动的机会,有劳动能力的可以在村办企业工作或是从事简单的农产品包装,老年人也被邀请参加村庄的各种议事过程。东林村的积极老龄化的成功实践,与当地文化密切相关,在东林村,人们普遍具有“活到老、干到老”的信念,代际间相互支持的理念也深入人心。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俄罗斯办公室主任罗生尼亚·瑟洛娃(Eugenia Serova)和与会者探讨了“俄罗斯农业的可持续因素”。她指出,可持续发展是目前全球各国发展中共同的重要主题,但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也是很严峻的: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等因素使世界各地的农业种植区域都面临威胁;农业生产本身的不可持续特征,如产生温室效应的大部分气体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制造的;人类的发展需要更多的食物、水和资源,然而现实中这些资源却在不断减少;土壤退化,生物多样性持续降低等。俄罗斯在发展可持续农业时面临同样的挑战,但除此之外,它还需要克服一些本土性障碍,如技术落后、农业科技研发投入不足、食品安全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农业政策不稳定等。其中,农业科技研发不足的问题尤其需要重视。农业研发的投资回报期通常较长,可能需要10年,因此更需要俄罗斯政府的投资与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周立教授向与会者展示了“中国的替代性农业实践”。他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创造了世界农业史的奇迹,为全球减贫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中国农业发展也出现一些危机,食品安全威胁始终存在,农业可持续性受到挑战,农村治理遭遇危机。在此背景下,中国出现了多种形式的替代性农业实践,包括:社区支持农业、农夫市集、消费者联盟、休闲农园、巢状市场等。替代性农业实践一般主张生态、有机的种养模式,强调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这些实践存在于主流的农产品市场之外,已经成为国内食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替代性农业实践还存在一些不足,在组织农业生产者和农村社区、有效连接城乡社会方面尚需进一步积极探索和改善。

我院社会学系潘璐副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农业转型中的再小农化:年轻人进入农业的方式与实践探索”的发言。她指出,农业人口结构和生产经营主体的变迁是当前中国农业转型中的突出现象。一方面,中国农业人口呈现出持续的老龄化趋势,农村青年外出务工成为主流;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家庭农场、合作社、专业大户等规模化、资本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小规模的家庭经营虽然在减少但依然是重要主体。“农民”群体的代际再生产关系到小农户家庭经营的持续,也成为中国农业转型变迁的关键。在农村青年大量流出乡村的同时,也存在农村青年重新回归农业、再小农化的实践。在四川广元,农民工被动返乡之后开始经营农家乐,通过城乡之间的多种经济活动促进了农村发展,并最终巩固了小农农业。在河北馆陶,农村青年以创业者的身份主动回乡从事农业生产,小农农业的产业效应带动了当地其他经济活动的发展,形成城乡之间的有机连接。农村青年随着市场、社会和家庭环境的变化,在“农民工”和“农民”之间进行着动态的身份转换,他们在巩固农业家庭经营、促进农村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乡村振兴应加大对青年农民的培育和支持。

俄罗斯联邦总统国民经济与国家行政学院农业食品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尼科诺夫俄罗斯农业问题和信息研究所农村发展和农业合作研究处主任雷纳塔·延比赫(Renata Yanbykh)和与会者探讨了“俄罗斯农业合作社:为什么不可或缺但少有成功?”的问题。俄罗斯的合作社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不仅数量庞大、类型多样,还有复杂的法律条文和制度规范。很多合作社的产生并非基于人民的意愿,而是在政府推动和要求下形成的。对于合作社的发展而言,政府的经济支持发挥着关键作用。自2015年以来,政府的财政支持占合作社总经济来源的60%,其中70%的支持来自于联邦政府。然而,政府的经济支持并没有得到合理运用,越是经济效益差的合作社却越能得到政府资金支持。这意味着财政资金的严重浪费。由于缺少财政资金的有效支持,一些合作社在遭遇经济危机后会逐渐停止运转或关闭,这也造成了俄罗斯农业合作社的低效和失败。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社会转型与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仝志辉则探讨了“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方向的专业与综合之争”的问题。他指出,近年来,在专业农户、政府、农业企业和外来资本的多方推动下,农村专业合作社在中国遍地开花。然而在繁荣背后,存在着多元利益主体的冲突和矛盾。对于农业部门来说,发展合作社是为了获得更多政绩和权力,而专业农户和外来资本则是为了获利,冲突的后果是小农应得的合作收益被大户、外来资本乃至农业部门侵占,中央政府扶持农民合作社的公益目标落空。为了规范合作社的发展,国家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然而,如果部门、专业农户、外来资本的行为约束条件不变,专业合作社将无法改变数量上的虚假繁荣和发展质量的劣化。在此背景下,综合合作社顺势而生。综合性合作社可以满足小农户在生产技术、金融和流通等方面的需求,充分保障小规模农户的利益,还可以对弱势社员和社区发展提供帮助。这些优势使其获得了有利的成长空间。

俄罗斯联邦总统国民经济与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授兼农政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尼库林(Aleksandr Nikulin)则通过“妥协中求发展: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地区的农业改革”展示了俄罗斯南部别尔哥罗德地区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位居全国前列。该地区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采取综合性农业支持计划,不仅支持大型私人农业企业,还支持合作社和农户;第二,创立社会农业发展模式,坚持农业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同步改善;第三,坚持可持续发展。这些改革的成果是非常显著的,该地区现已成为多种作物的重要生产基地,且人口规模在持续增加。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守英教授就“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权利结构与演化”问题进行了主题发言。他认为,中国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是在特定时期做出的一种制度选择,使国家通过集体化实现对经济、政治的全面控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行的土地改革,并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只是通过承包的方式赋予农民部分的土地产权,建立起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经营模式。随后,农民的土地承包权被不断强化。2003年之后,中国的农地流转迅速发展,新型的经营主体和经营模式开始出现。这些变化对集体所有制提出了新的变革诉求,因此出现“三权分置”。总的来说,在讨论集体所有制的变革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保障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保护其产权,然后再进行合乎社会发展需求的体制选择。

会议最后,叶敬忠院长代表会议组织方进行了总结发言。他认为,本次会议成功地按照相同主题组织了中俄学者之间的直接学术对话,在此基础上,未来将聚焦农业、农村、农民和土地这四个方面的更具体的主题,开展分别以中俄两国为社会和历史背景的更加深入、多样的研究合作。在更远的未来,这些主题研究还将扩展到世界更多国家,以此加强“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学术研究和乡村振兴的国际学术交流。他还建议青年学生要开拓视野,给自己的研究主题和领域留出足够的空间。他表示,人文与发展学院将拿出具体措施支持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研究工作,以深厚的学术积累贡献于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部署。

【撰稿/王丹 邵念念 摄影/刘伟 王树远 责任编辑/邵念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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