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76讲：人类学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

2016年12月12日下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周大鸣教授做客“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周大鸣教授以“人类学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为主题，结合其个人研究成果，对人类学在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方面的各阶段成果进行了详细梳理。

周大鸣教授首先从乡村社会研究的意义谈起。在他看来，乡村社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是各学科研究的基点。开展中国研究，如果不了解中国的乡村社会，那就相当于未入门。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特征，周大鸣教授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乡土中国的基础是“三缘”——“血缘”、“姻缘”与“地缘”，以及由此构建起来的三套制度，即以血缘为基础构成的宗族制度，以姻缘、血缘相结合构成的亲属制度，以地缘为基础构成的民间信仰制度。血缘、姻缘和地缘是中国人最基本的组织原则。

在介绍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特征之后，周大鸣教授梳理了人类学领域对于乡村社会的限定，包括国外学者Robert Redfied，Eric R. Wolf，Siney Mintz及Teodor Shanin的相关研究成果。与其他学科不同，人类学进行乡村社会研究的切入点是村落的全貌，现在人类学正在与历史学合作，寻找更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对村落的历史发展等进行研究。

人类学对于中国乡村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19世纪末到1949年之前为早期研究阶段，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汉学家高延（J. J .M. de Groot）所著的《厦门岁时记：中国人的民间信仰研究》、葛学溥（Daniel Harrision Kulp）所著的《华南的乡村生活》等。李景汉、林耀华、费孝通等学者也在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在周大鸣教授看来，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前进行的农村调查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调查广泛而深入，真实反映了广大农民的经济状况和对土地的要求，为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方针政策的提出和完善提供了直接依据。第二个阶段是海外试验地研究阶段，即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一时期中国与外界的学术界相脱节，人类学家要了解中国社会，只能研究大陆以外的中国人聚居社会或社区，如香港、台湾以及移民至海外的华侨聚居地等。这一阶段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波特（Jack. M. Potter）所著的《资本主义与中国农民——一个香港村庄的社会经变迁》，华琛（James L. Watson）的《移民与中国宗教——文氏在香港与伦敦》，焦大卫（David Jordan）的《神、鬼与祖先》等。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时期海外学者得以进入中国大陆进行农村社会研究，此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陈佩华所著的《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国农村社区的近代历史》，萧凤霞的《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等。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是第四阶段，这一阶段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黄宗智主编的《中国乡村研究》，阎云翔所著的《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等，此外，吴飞、谭同学、应星、卢晖临等学者也在相关领域做出了重要研究成果。

在梳理了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文献之后，周大鸣教授总结了进行乡村社会研究的七个切入点，这些切入点有：宗族研究、民间信仰研究、区域研究、村民自治研究、婚姻与家庭研究、乡村移民研究与乡村发展研究。

以宗族为切入点进行乡村社会研究的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他曾综合村落社区的田野资料与族谱等文献对华南的宗族制度进行了分析。从民间信仰的角度来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学者有李亦园、武雅士（Arthur P. Wolf）等，李亦园先生认为民间信仰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另一半。在周大鸣教授看来，中国的民间信仰是比较复杂的，信仰的对象极其多样化，各种英雄、道德楷模等等都能成为拜祭的对象。区域研究是进行乡村社会研究的第三个切入点，比较典型的研究成果是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提出的区系理论，在该理论中施坚雅引入了“市场体系”的概念，并将其视为中国社会的最基本单位。第四个研究切入点是村民自治研究，这方面以徐勇、王仲田、于建嵘等学者的研究最为典型。村民自治研究路径不可以回避的一项内容是村民选举，而对于中国农村的村民选举，周大鸣教授认为中国农村选举的实质是家庭选举，一户家庭所有成员的选举对象往往是一致的，家庭是中国农村最基层的组织，是投票的基本单位。村民选举的结果往往是大宗族的人当选，小姓氏村民成为被忽视的弱势群体。在历史上，宗族制度与传统的科举制度、乡绅制度相结合，导致强者越强，大族欺压小族等。现代的选举制度并没有改变这种情况。

进行乡村研究的第五个切入点是婚姻与家庭研究，葛学溥曾创造“familism”（家庭主义或家族主义）一词来描述家庭的重要地位，并将其视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基础。周大鸣教授赞同此观点，他认为中国人所有的道德观、价值观都是围绕家族主义的。乡村移民研究是进行乡村研究的另一切入点，农民工研究、移民文化研究以及库区贫困圈的研究都属于此研究类型。乡村研究的第七个切入点是乡村发展研究，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切入点，涉及到的研究内容包括乡村都市化研究、乡村扶贫研究、失地农民研究以及城中村研究四个方面。周大鸣教授是最早进行乡村都市化研究的学者，他提出了乡村都市化的五种表现形式：人口结构的分化、经济结构的变化、生活方式都市化、大众传播的普及化以及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在乡村都市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三缘”以及由此构建起来三套制度，都处在变化当中，通过这三套制度的变化，也可以折射出乡村的变化。

在问答环节，周大鸣教授与同学围绕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今命运，发展的原则以及如何保障社会公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周教授强调，在开展发展研究的时候，要坚持两个原则，其一是不伤害研究对象，其二是不支持会伤害他人的文化习俗。这两个原则体现的是一种人文关怀，周大鸣教授主张，不仅是在发展研究中，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定方面也应该坚持人文关怀，要注意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周教授在讲座过程中体现出的这种人文关怀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王丹 整理、邵念念 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