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特5-6讲、74讲

【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特5讲：农政变迁、人口迁移与发展

2016年12月1日上午，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自治大学发展研究教授亨利·费尔特迈尔（Henry Veltmeyer）再次做客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为大家带来了题为“农政变迁、人口迁移与发展”的特别专场讲座，与校内外师生、学者探讨了国内或跨国劳动力迁移的动力，并分析了这种动力如何与世界各地不同形式展开的资本发展过程的关联性。

讲座伊始，费尔特迈尔教授以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为引，从社会学角度将大转型理解为发展中所出现的长期性、大规模的社会变迁过程并阐述了此种变迁的三个维度：现代化、工业化和无产阶级化。他以拉丁美洲为例，分析了其从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的生产转型和社会转型过程。

费尔特迈尔教授简述了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几个问题，包括资本主义转型的推动因素及存在的障碍、资本积累及资本主义转型的动力。他指出，尽管资本主义的发展充满着生命力，但在农业领域却遭到了抵抗，农民维持生计也变得艰难，这引申出农政问题的讨论核心：资本主义转型过程的小农存亡问题。

他围绕“人口迁移与发展”这一主题，带领听众们回顾了发展话语从“被创造”到茁壮成长的历程，并分析了贯穿其中的发展战略是如何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人口迁移相关联的。他以拉丁美洲为例，梳理了其农政变迁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其中包括城市化（因农村人口大量涌入而加速），半无产阶级的形成（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新自由主义的圈地运动和采掘主义，以及反对整个体系的社会运动、后新自由主义政治等抵抗运动。

费尔特迈尔教授分析了主流的人口迁移/流动理论的缺陷，即只看到了各种推拉因素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而忽略了隐藏于各种推拉因素背后的政治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来，拉美的农政问题与国内和国际的劳动力或经济流动密切相关，换言之，劳动力流动是链接农政变迁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一环。

费尔特迈尔教授以拉丁美洲农业发展道路为例，指出中心与边缘国家的农业资本主义转型并不相同。因而进一步研究这一过程的结构性和策略性的动力，并指出在全球体系处于危机的背景下研究通往农业资本主义的道路十分必要。

演讲结束后，费尔特迈尔教授针对听众的评论补充了他关于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的界定，并启发听众重新审视当下对这二者的定义。除此之外，费尔特迈尔教授就有关社会团结经济、阶级分析视角、农政问题内涵、农民之于资本主义的意义等问题也一一做了回应与解答，同时他也结合中国土地政策就国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74讲：发展、现代化与冲突的政治生态学

12月1日下午，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所穆拉特•阿塞尔教授做客“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基于在土耳其、厄瓜多尔的研究案例，穆拉特•阿塞尔教授以“发展、现代化与冲突的政治生态学”为题，分享了他在政治生态学领域的思考。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同时面临着具有灾难性的环境变化和大量存在的贫困问题。一些学者认为贫困导致环境恶化，因为穷人短视、无法投资未来的特征使他们解决饥饿问题的方式就是挖掘自然资源。对此通常的解决方案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进行结构转型从而实现“绿色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批判性的发展研究和政治生态学对此做了大量工作，并尝试提出解决方案，但却具有经济或生态上的不可行性：人们无法限制发展中国家减缓自己的发展速度来保护环境，也无法要求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减少消费、放弃他们所掌握的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彻底的再分配。

富裕国家的环保主义和贫穷国家的环保主义之间是否存在根本性差异？穆拉特•阿塞尔教授认为，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环保主义不太一样。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第一次现代化已经完成，已充分发展并成为先进，目前正在经历反身性的第二次现代化；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两次现代化在同时进行中，“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仍在继续且离完成尚远，而环保意识和这种反身性已然占据上风且越来越被普遍认识，两个过程存在冲突和张力。

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是如何政治化的？穆拉特•阿塞尔教授认为，关于环境的抗争不应该仅仅被视为自然的产物，而是发生于特定政治经济背景下能够反映社会问题和社会不平等的事件及其结果。环境议题可以将原有的社会政治问题包装起来。在这一议题之下，人们可以超越严格的生态诉求，而提出其他诉求。例如前往塔克西姆广场保卫公园的十万余人中，其中很多并非为了保护公园本身，而是有其他宗教、经济诉求，但是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共同守护公园。

如何在不伤害自然的情况下让自然为发展所用？关于如何理解自然的价值，如何把自然的价值纳入当代经济过程中，如何在发展过程中平衡自然的价值，政治生态学和发展研究到目前为止均未能够给出满意的答案。穆拉特•阿塞尔教授认为，我们需要努力去探寻的是这样一种方式：在适当获取自然的价值用于发展的过程中，又不至于让资本主义商业化和商品化过程破坏自然；也就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适当利用自然的价值，又不至于将自然当作商品。我们需要更多去思考如何解决现代化的冲突、不同的价值系统冲突以及阶级冲突所带来的问题。

【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特6讲：“进步社会”里的农民

12月1日下午，2016年秋季学期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迎来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莫斯科经济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提奥多·沙宁教授。他以 “‘进步社会’里的农民”为题，为大家做了讲座。

讲座伊始，沙宁教授指出，我们应该关注人们看待小农阶级的方式，而非小农阶级本身。一种流行的方法是经济学的投入-产出模型，但这种模型只考察投入-产出关系，忽略了政治输入（政府政策）这一维度，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真实发生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和政治等因素都密切关联。然而，仅从经济和政治这二元对立的角度来看经济过程依然是不够的，因为承载着多数经济生活的社会本身，并非仅仅是政治的或经济的，实际上大部分人口生活在经济和政治二元对立之外，社会事实远比这二者的关系更为复杂。他指出，纯粹用经济学的模型解释经济行为、经济活动和经济生活，或者纯粹用政治学、用政府来解释经济生活的运作，都过于狭隘了，社会经济生活只能从更为复杂的组合中得到解释。

他建议，要进一步打破政治经济学的旧有界限，并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expolary economy”，以期超越既有的界限，探寻和还原两极之外（ex-polarity）的复杂现实，即真实存在的经济过程不只是处于两极的政治和经济，有些经济生活存在于这两个独特的模型/假设之外，它们不仅真实存在，同时还是经济计划重要的组成部分。

沙宁教授还指出了当下农村社会学的研究的一个盲点：对方法论缺乏足够的探究。他以自己做博士论文（主要关注俄国革命中小农阶级的命运）的经历来说明了方法论的重要性。要解释论文中提到的俄国革命期间所发生的事实和这一时期小农的社会经济地位，有三种基本方法：第一，社会经济统计，通过严格的抽样调查方法来反映全国范围内的图景；第二，预算研究法，通过选取较少量的样本，对样本家庭的年度预算做系统性的研究；第三，动态研究法，选取一定的样本，并用特定的方式进行分析，有助于理解农民社区真实发生的情况。

起初，沙宁教授并未找到合适的研究方法，先后迷失了两年的时间来证明自己的这一发现是错的，最终恰亚诺夫的著作及其倡导的“动态研究法”帮助他走出了困境。一方面，如果说经济的逻辑让（富农）向上变得更加富有，那么社会的逻辑（如分家时均分家产）就会让它向下滑动；另一方面，俄罗斯贫困家庭的农民会运用传统的方法去战胜贫穷，如通过联姻，弥补家庭稀缺的生产要素，进而跳出贫困的怪圈。这些都使得纯粹的经济逻辑被农村家庭个人的选择、策略及其社会逻辑所修正。由此，沙宁教授发现了一种多元理性的流动性，甚至是一种循环的流动性。于是，村庄的富农并不预期他们会一直富有，而贫农也并不认为他们会永远贫穷，因此阶级的对立并未形成，这也解释了俄国革命期间农村社会并未形成两大对立阶级的历史现实。

沙宁教授总结说，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如果在不改变研究方法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的。他提醒我们，要解决高难度的问题，方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采用正确的方法，就无法轻易找到答案，而且方法并不能简单地照搬照用。

【整理/陈诺  强溦 许惠娇  编审/邵念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