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与发展：城乡融合，理论互鉴
——第一期市·野乡村传播工作坊线上顺利举行

6月24日，由我院媒体传播系主办，乡村传播研究中心、乡村视觉艺术中心协办的第一期市·野乡村传播工作坊线上顺利举行。本期工作坊以“乡村、文化与发展——城乡融合，理论互鉴”为主题，多名学者就乡村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化传播及治理进行了分享与讨论。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郭建斌教授解读了发展传播理论与“中国式”发展之间的张力及新的可能。郭建斌教授首先总结出他20多年“独乡”的发展，以及“独乡”传播环境的变化，认为当地社会发展是完全由国家或政府主导的，当地人的主体性存在缺失，处于“被发展”的状态；传媒内容并未直接成为推动当地社会发展的推力；由于主体性缺失，“参与模式”或“社区模式”的新路径举步维艰；媒体报道“独乡”发展的情况，均是关于发展“好消息”，极少见到问题式报道。他赞同“扶贫是资源的再分配”这一切合实际的观点。同时他通过问卷数据分析的结论指出：拓展个案要从自己喜欢的理论开始，但并不是要寻找证据来支撑理论，而是要寻找反证来深化理论。郭建斌教授解释了所谓“中国式”发展，指的是由政府主导，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以提升综合国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为目的，协调国内与国际、经济与社会等各方面关系的国家治理策略和人民对物质生活富足的追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沙垚副研究员以黑龙潭庙会和耍歪官民风为例，对乡村文化治理的媒介化转向进行了分析，就乡村文化治理和乡村的媒介化治理进行了分享。他认为，“媒介的前端，是传统文化价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后端是乡村社会的实际运行，包括政治管理、经济生产和日常生活。因此所谓的治理，便是这两端之间建立一种良性的、有机的传递和联结方式，或者说文化治理就是将媒介前端的精神落地，成为其后端的实践”。沙垚副研究员表示，媒介化治理需要主体与组织、关系与制度、行动与仪式上的有机统一才可实现。并指出乡村媒介化治理是一种文化形式或传播活动充当精神和实践的连接装置，并且该连接本身就是一个能动性的生产过程。他认为，媒介化治理路径不仅是对“地化”和历史性逻辑的一种遵循，还内涵着一种对主流治理模式和主流话语的抗争。

我院媒体传播系李红艳教授则以山西贫困村为例，对文化行为扩展可行能力和贫困文化理论进行了分析。研究探讨了作为“外来者”（第一书记）在村里进行文化实践时，是否要通过改变当地的贫困文化，来扩展村民的可行能力，并由此缓慢改变了村民的概念和行为。并对刘易斯的贫困文化理论进行本土反思。在会议上，李红艳教授首先在理论上解释了贫困文化理论和可行能力的思想内涵，并通过国内国外文献的比较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随后通过案例中的三个事件来对可行能力和贫困文化理论进行了实践分析。她指出，在这个过程中，贫困文化不再是一个需要适应的文化，而是成为一种积极的形式，村民通过对村落感知的变化，也改变了村落的贫困文化。同时还认为，贫困是对可行能力的一种剥夺。贫困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但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可以通过外来力量的介入来发生改变，从而提升该地区成员的可行能力，由此发生改变。但是李红艳教授也提出了担忧的问题，即：“如果第一书记离开了这个已经脱贫的村落，随着时间推移，该村将何去何从，是否贫困文化会卷土重来？”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孙玮教授探讨了城-乡传播的可能性，提出“在现场”非常重要。孙玮教授指出城—乡是互相映照与统合的关系，“中国城市发展，一直是要与乡村互嵌的。现代化进程加速了城乡融合。中国的乡村问题，需要放置在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去考察。城市是当前人类文明的主导生活方式，城市化是世界发展的总趋势。”孙玮教授表示，城市化、媒介化进程连接城与乡。认为“媒介”的发展使地理、交往、信息、意义等多重网络的节点得道了拓展，让城市与乡村的联系更加紧密。除此之外，孙玮教授也指出了数字媒体拓展了城—乡传播的视域，比如说“媒介扶贫”、“媒介治理”。最后孙玮教授总结到媒介的力量是制度的、行动的和观念的；城乡关系的变迁是城市化进程的必要过程；乡村与城市的互嵌是中国本土化经验的结晶。因此城乡的关系是融合而非对立的观察视角。

【撰稿/仝鑫钊  责任编辑/王树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