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二十三讲：土地政治研究缘何重要？

【农政与发展 23】 萨图尼诺·博拉斯：土地政治研究缘何重要？

　　从詹妮弗•佛朗哥教授对国际土地攫取的宏大叙事的拷问，到秦晖教授有关中国革命中的土地改革问题的分析，“农政与发展”讲座试图从不同角度解析国际与国内的土地问题以及土地政治。2012年11月15日下午，来自荷兰鹿特丹大学国际社会研究院（ISS，The Hague）的萨图尼诺·博拉斯（Saturnino (‘Jun’) M. Borras Jr.）教授带来了又一个与土地有关的主题——他以拉美的经验为例，通过对全球土地攫取的政治学分析，试图回答为什么对土地问题和土地政治的关注和研究是如此重要。

　　土地政治需要追问的是“谁得到了什么样的土地，以怎样的价格和方式得到，以及为什么目的”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当代发展话语与实践的中心。博拉斯教授首先阐述了有关土地属性的一些假设。土地本身是（农业）生产中极为重要的经济因素，同时也承载着其他重要的资源，如水、矿产以及森林等，因而土地也是非常重要的自然资源，土地同时也是（资本）获取廉价劳动力的关键，但它也是带有多种功能的社群领地。他认为对于土地问题的理解需要从这些彼此关联的特征和维度出发，任何某种简单化的削减都会带来相应的问题乃至于灾难性的政策后果。

　　在全球资本的动态变化过程中，土地的价值也重新得到评估。2007-08年粮食价格的骤涨所引起的对粮食安全的担心、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汽车交通行业持续增长的能源危机以及相应的通过生物燃料（如生物酒精和生物柴油等）解决危机的方案和政策的出现、减缓气候变化的策略、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五国和中等收入国家）工业需求的增长等激发了资本对于大规模土地投资的冲动。世界银行等机构主流的假设是，对大量“无人居住的、空闲的、无人使用的、边缘化的”土地的集约化利用将成为解决当前多重的全球性危机的一个很好的办法。一方面 ，能够吸引资本和投资对这些土地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情，而这些区域经济的复兴将有助于解决贫困和饥荒问题；另一方面，对这些区域土地的利用并不会影响到原本居住于其上的人口，相反还能差不多将全球耕地翻番。但是事实上，这些被定义为“空闲地”或者“未利用地”的土地并非无主，这种定义的标准带有浓厚的西方经济学色彩，即将土地贬低为一种仅具有经济生产功能的要素。博拉斯教授认为这是土地政治进入的地方，土地的可获得性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更多地是一个政治问题，而这也与当前国际发展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

　　不同的主体可能对土地攫取问题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博拉斯教授在其讲座的第三部分进一步阐述有关“土地攫取”（land-grabbing）的一些主流假设中存在的问题。首先，他认为这些话语过于以“粮食”或“粮食安全”为中心，而事实上，土地攫取现象早在2007-08年粮食价格上涨之前即已大规模出现；其次，他认为通常的假设过于以土地本身为中心，即主要关注哪里的土地，什么样的土地、多少土地等测量及物理意义上的问题，而这种对土地交易的定量描述的纠结则会导致对土地问题的片面化认识；第三，这些假设中过于关心“土地的外国化”，将目光集中于跨国资本对于土地的攫取；第四，过于非洲中心化，例如70%的土地攫取发生于非洲等的描述等并非事实。博拉斯教授认为这些假设看起来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可能并不是对事实的阐释，有可能起着很大的误导作用，他们关心土地占用的规模以及外来力量的卷入，关心粮食安全问题，关心土地占用程序的正当性（如果有法律和许可则视为正当，若无明显的人权侵犯则视为正当），但是他们忽视了土地攫取的本质，由此引出演讲的第四部分——应该如何去理解当前土地攫取的特征。

　　博拉斯教授认为，首先，土地攫取本质上是攫取控制权——夺得对土地和其他相关资源（如水）的控制权以及从对这些资源的控制中获益，同时，土地攫取常常和土地及相关资源的意义和用途的变更联系在一起，在资本积累的驱动下，资本控制了土地这一关键的生产要素，或者为了外部原因而将原本供当地人生存所用的土地和森林转换成商品和商业化生产用途，即将资源进行“抽离”或“异化”。这种控制性的攫取涉及政治权力关系，且通常有直接的土地攫取、隐形的水攫取以及以环境名义对森林等进行的“绿色攫取”等形式，而这些都需要获得土地这一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其次，当前有关土地攫取的很多研究仅仅考察的是占用的数量和机制，而没有注意到资本的规模和特征，很多停留在“什么”和“谁”的问题上，考察资本的规模和特征将会告诉我们更多关于土地投资的“如何”、“为何”、“之后怎样”等问题的答案：资本在某个特定的地区是怎样获得某块面积的土地的？它为什么要拿这块地？拿到地后如何开发？为什么这些很重要？这样的考察能让我们了解为什么在阿根廷的投资者喜欢某种特别形式的（大片）土地租借，而在印尼的另外一些投资者更倾向于采用合同制农业的方案，而还有一些投资者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更愿意购买土地。最后，当前土地攫取的发生也有其特定的背景，即资本在积累过程中所面对的多重危机。博拉斯教授由此给出了土地攫取的一个“尚未成熟的定义”：“当前土地攫取是在多种背景条件下，通过多种方式对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控制权的攫取，这是资本对粮食、能源和金融等多重危机以及对气候变化的回应，是对来自全球资本的资源需求的回应，其中常常牵涉到大资本对资源开采式的利用，不论这种开采是为了国内还是国际的需求。”

　　演讲的最后部分，博拉斯教授以拉丁美洲的土地攫取为例，阐述了主流的有关于土地攫取的话语和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根据规模大小、是否有外国资本介入、是否与粮食安全有关等相对狭隘的标准，土地攫取似乎仅仅存在于很少的国家和地区，事实上，如果采用一个更为宽泛的框架，我们看到的图景则完全不一样，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都有土地攫取的现象，而其中有一些国家同时也是攫取者。博拉斯教授随后分析了拉丁美洲土地攫取的七个特征：其一是土地攫取叙事的中心是“土地集中”与“外国化”，他承认这是重要的土地议题，但不是今日土地问题唯一的关键，因为事实上很多拉美的土地攫取者同样是拉美资本，而研究资产的社会关系变动的特征和方向比强调资产的外国属性更为重要，因为无论是本国资本还是跨国资本，对于当地下层阶级的生存状况来说意味着同样的结果，因此应从这种国家主义的分析中转向对阶级、性别等问题的分析；其二，土地攫取、土地集中和外国化在2007-2008年粮食价格达到峰值之前就开始显现了，甚至于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开始盛行时就已出现，只是2007-08危机的叠加导致了更为明显的土地攫取；第三，土地攫取、土地集中和外国化发生在粮食部门之内，同时也发生在粮食部门之外，其中“流变作物”的出现尤为关键；第四，拉美地区大规模的土地投资并非是全球资本的驱动，而主要是本地区的（跨拉美地区的，TLCs）资本的驱动；第五，土地攫取、集中和外国化通常通过土地购买以及与国内资本结盟等方式进行；第六，拉美地区的政府通常处在矛盾的角色中，即在促进资本积累的同时至少要保留一定的政治上的合法性；第七，土地攫取在不同社区内以及不同社区之间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而来自底层的政治反应也不太一样，对于（资本）“需要你的土地，不需要你的劳动力”的情况，通常人们被迫从土地上驱逐出去，而对于（资本）“需要你的土地，同时需要廉价的劳动力”的情况，人们并不会被从土地上驱逐出去，而是作为农业工人或者是合同制农民被卷入到种植园或者是工业园中，而不同的土地攫取方式，对农村社区内部以及社区之间不同的阶级、种族、性别群体的影响是不均衡的、多样和分化的。

　　大规模的土地攫取将瓦解乡村的基础，拉丁美洲两个主要的抗争前沿分别是对通过重新安置或驱离而剥夺土地的反抗，以及对各种形式的卷入（农业工人或者合同制农民）的反抗，而这也蕴含着有关“工业化的、大规模的、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单一农业”vs“小规模的农业生态型的农业方式”这一古老的两极讨论，实际上也是有关替代选择以及对于发展的含义和远景的抗争。博拉斯认为这也是为什么土地政治，即“谁得到了哪块土地，以怎样的价格，怎样的方式，为怎样的目的而得到的”等问题如此重要的原因，而批判性的发展研究，通常的选择应该是站在下层阶级一边。我们所要捍卫的底线是，贫困的小农不应当被从土地上驱离，他们应当被赋予从被发展所包围的土地上得以更好地卷入的条件，他们应当有权进行真正的选择，能够根据他们自己的定义走出其他可能的发展路径。

　　萨图尼诺·博拉斯现为荷兰鹿特丹大学国际社会研究院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兼职教授，“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发起人之一。立足于农业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社会学，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土地政治与政策、（跨国）农地运动、非政府组织与公民社会、粮食政策与政治、生物能源与全球土地攫取、“土地权-能源权-粮食权”等，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南部非洲和南美。他同时担任《农民研究》的主编和《农政变迁》的国际编委，并正在参与编辑一套农政领域的世界级丛书，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并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了多篇重要文章。（刘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