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特场 2）：意外的卓越——关于中国农业的比较研究

         2013年10月24日下午，作为农业社会学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和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兼职教授，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农村社会学系教授扬•杜威•范德普勒格（Jan Douwe van der Ploeg）在时隔两年之后再次登上“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的讲台，以他特有的“农民”气息和对中国乡村的深厚情怀为大家带来了题为“意外的卓越：中国农业的比较研究”的特别专场讲座。在2011年9月进行的“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二讲中，范德普勒格教授曾以“农民的未来在哪里”为题，旗帜鲜明地指出小农农业才是应对当下全球粮食、金融与环境危机的可行之道，并对中国小农农业的多功能性给予了积极评价。范德普勒格教授近年来多次深入中国农村进行实地研究，对中国的农业和农民进行了更近切而细致的研究。这一次的特场讲座，既展示了范德普勒格教授从宏观的国际比较视野对中国农业独特性进行的剖析，也体现了他在中国研究过程中令人钦佩的认真与严谨。

         范德普勒格教授首先以他自己的个人经历为例向大家讲述了中国农业在国际层面上独特而又充满争议的历史地位。四十年前，当他在秘鲁的农民联盟工作时，秘鲁正在进行一项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旨在没收大型资本主义农场的土地并将其改造为国有合作社。作为一个沃土稀少而人口密集的国家，秘鲁的土地改革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到底哪些人能够进入合作社、能够通过土地改革获得土地。农民联盟认为，所有人都应该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应该重塑生产方式，使所有人都能参与农作、获得收入，这才是一种更进步的农业方式。然而，实施土地改革的政府规划人员对此持否定态度，来自北美的大型智库也同样极力反对，他们的理由是“我们应该避免陷入中国式的境地”。在当时，中国农业是一个负面的参照物，它是人口密度过大的小农农业，是落后和停滞的代名词。在埃及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土地改革的设计师计算出了赢利性的土地持有面积，由于它常常高于平均人地比率，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农民必须被转移出农村，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改革中获得土地。二战后的伊朗、突尼斯、智利和秘鲁等国家，赢利性的土地持有面积不断增加并越发偏离平均人地比率，这意味着只有一少部分人（如在秘鲁为20%的人口）能够在新的土地改革中获得土地。

赢利性土地持有面积的计算遵循的是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以此为指导而进行的土地改革造成了对广大农民的剥夺与排斥。纵观全球的土地改革，唯一例外的情形就发生在中国，1978年以来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了土地均分，这对于中国农村和农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使得中国农业独具特色。在1973年秘鲁进行土地改革40年之后，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了国际农业中一个正面的参照物，它传达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经验就在于给小农以空间，给小农农业以空间。

         在范德普勒格教授看来，中国农业的卓越表现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持续而快速的农业增长以及突出的减贫成效。中国农业的卓越表现得益于几个重要的构成要素。首先，中国拥有一个强健的小农阶级，极大地遏制了土地抛荒和空心村的现象。其次，理解中国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城乡关系的循环性。农民以不同的周期离开然后又返回村庄，虽然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产生了留守人口现象，并使得农业出现了女性化的趋势，但它同时也为农村和农业生产注入了新的知识与资本。实现中国农业卓越表现的第三个要素是不同层次上广泛开展的农业研究。第四，中国农业具有丰富的多功能性，它不仅仅生产和提供着农产品，更与林业、渔业和乡村旅游等多种活动紧密联系，中国农村中充满了农业多功能性的生动例子。

         范德普勒格教授进而从三个方面对中国农业进行了宏观的国际比较。首先，从农业产值来看，以荷兰为代表的欧洲企业式农业处于严重负债状态，负债额高达农业年收入的20倍，这使得荷兰农场和农业极度脆弱。中国农民则极少依靠外部贷款，而是通过家庭内部获得资金来源，将信贷嵌入家庭生计之中，从而获得了极大的弹性和适应性。第二，从农业生产的成本水平来看，荷兰农业建立在高成本的基础之上，农业生产需要依靠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外部市场投入，尤其是技术和能源的投入。荷兰农业已经不再是利用自然来生产健康的食品，而是变成了一种以钱生钱的企业式金融运作。在中国农业生产中，内部的、非商品化的资源流动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并显著降低了生产成本。第三，从农产品价值链的分配来看，在荷兰，消费者为农产品支付的价格远远高于农民获得的价格，食品帝国控制了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流通网络，从中攫取了绝大部分附加值并挤压了农民的获利空间。而在中国，农产品价值链中更多的份额流向了农民。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中国城乡社会中广泛的“市场”/“集市”的存在——作为场所的市场和农产品实际交易的存在。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虽言必称市场，但是作为一种场所而存在的市场却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作为一种普世规则横加控制的食品帝国。正是中国社会中分散多元的市场维持了食品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区域性、地方性的链接。

         “如果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种植园，我们需要在每一个角落进行耕耘来生产足够的食物，……那一刻，人类将再次成为园丁”，范德普勒格教授援引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的诗性语言来结束自己当天的讲座。在他对中国农业和农民的观察与感悟当中，中国小农恰如无数园丁遍布在乡村和世界的种植园中，他们构成了生动而充满活力的人类景观，与资本主义农作的空洞无物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再次呼应了他长久以来的小农立场——一个有小农的世界将比没有小农的世界更加美好。

本次讲座开始之前，是范德普勒格教授2008年出版的英文著作《新小农阶级：帝国和全球化时代为了自主性和可持续性的斗争》（The New Peasantries: Struggles for Autonomy and Sustainability in an Era of Empire and Globalization）中译版出版发布会，该书也与讲座的主题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作者以其40余年来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农业与农民研究成果为基础，从农村社会学、农业经济学、发展社会学以及农学等多学科视角，对农业的总体特征进行了分析，对过往的小农理论进行了批判，并指出，在全球范围的农业工业化进程以及新自由主义主导全球下的自由市场和资本流动过程中，世界农业分化出了三种模式，即小农农业、企业农业和公司农业。作者认为，这三种农业模式之间的差异之本质并不在于规模，而在于社会与物质资料在三种农业模式中的不同组织方式，以及他们与外部社会的不同联系方式。在现代化发展方式席卷世界各个角落的时候，小农和小农农业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出现了再小农化的趋势。通过对这三种农业模式的分析，我们可以认清当今世界农业、粮食和食品安全等方面的种种危机，可以更好地应对这些危机，并更加珍惜农业和生活的价值。《新小农阶级》一书中文版由叶敬忠教授研究团队悉心译出，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潘璐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