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39讲：漫长的绿色革命

　　2013年11月14日下午，《粮食战争》的作者、美国食物与发展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拉吉•帕特尔（Raj Patel）做客“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以其充满激情的演讲，为现场听众解析“绿色革命”漫长的历史中并不为人所熟知的各种背景、话语、叙事，并参考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等人关于世界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时代划分，强调所谓的“新绿色革命”（The New Green Revolution）并不“新”，而只是原本“漫长的绿色革命”（The Long Green Revolution）的一个部分。
　　拉吉•帕特尔认为有关绿色革命的理念和逻辑与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有着很大的关系，因而他的演讲也从马尔萨斯说起。作为第一位授薪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曾服务于英国东印度公司，为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和利润增殖效力，却因其有关人口与食物关系的理论而广为人知，这一理论认为在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的情况下，食物只能以算术级数增长，因而在某一个点，食物的增长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时，会出现社会紊乱、动荡乃至灾难。这样的结论背后是有关政治和人性的简单还原论式假设，但是在今天，仍然为很多人所信奉。现代的马尔萨斯主义者，认为粮食供给不足和价格过高是造成社会动荡的原因，从而认为生产更多粮食和降低粮食价格可以减少或者平息政治叛乱，这也是“绿色革命”最基本的逻辑。
　　“绿色革命”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968年，用以区别于苏俄的红色革命与伊朗的白色革命，即通过为广大民众（尤其是城市工人）提供食物，使其不至于成为共产主义者，不至于投入阶级斗争。有关“绿色革命”的叙事通常强调其如何在只增加了4%的耕地的条件下有效提高了粮食产量，从而在人口持续增长情况下成功地阻止了“马尔萨斯灾难”的发生。拉吉•帕特尔则指出，绿色革命有其自己的“真理讲述装置”，从而使很多并不真实的事情“变成真的”，随后他通过一系列的证据向我们展现了绿色革命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帕特尔认为，绿色革命的历史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941年。年轻的诺曼•布劳格（Norman Borlaug）从美国前往墨西哥，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墨西哥合作农业规划研究院的一名研究员。随后他在那里成功培育出丰产、抗锈小麦品种，但当地主要种植和食用的作物都是玉米，他并不信任当地的小农，认为他们无法很好地掌握灌溉等技术、无法获得足够的土地和资本，所以小麦主要在大规模商业化农场推广，以便能够为城市人口提供足够的面包原料；同样，绿色革命传播至印度时，其推广作物却是印度人并不喜食的玉米，因而这并不是适合广大小农户种植的作物，而只适用于大规模商业化农业。事实上，在其他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由此可见绿色革命作物主要是针对城市贫民而非广大农村人口的。
　　其次，绿色革命通常会用产量增长的数据来证明其成效，但是拉吉•帕特尔同样引用了很多的案例和数据说明这些数字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夸大和编造的情况，且有些增长数据是由于年间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增长所致，并非绿色革命之功，因为“非绿色革命作物”如棉花等在同样的年份都有类似的产量增长幅度。这样的叙事也在“新绿色革命”中的马拉维再现，所谓的收成倍增事实上主要也是得益于天气相助，从而有利于“事情需要有所改变”的话语。再次，增加粮食产量和减少人口是避免“马尔萨斯灾难”的共同举措，帕特尔提醒我们注意——绿色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化肥公司和农业企业推动的，而在讨论绿色革命的过程中参与的大公司大多是乐于提供生育控制药物的制药公司；绿色革命中也包含了大量针对商业农民的价格补贴和设施补贴计划，在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智利、巴西等推广绿色革命的国家，其共同特点是同为威权主义国家。此外，绿色革命也伴随着大量环境和社会方面的代价，如土壤的侵蚀和有关传统种子类型的知识被根除等，但这些在绿色革命的神话构建中并不会被提及。
　　如果将中国划出绿色革命的分析图谱，全世界忍受饥荒的人口在绿色革命期间反而增加了11%，就算粮食越来越多，全球性的饥荒仍在增加，那么问题也许就不是通过更多生产和建立全球化的粮食市场能够解决的，而是关乎分配。诺曼•布劳格承认需要解决分配的问题，但所谓的“布劳格假说”认为，如果没有绿色革命，生产同样多的粮食需要使用大约3倍于目前的耕地去养活全世界，在这一意义上说，绿色革命至少有节约土地的功劳。对此，拉吉•帕特尔认为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回应：首先，耕地的节约是建立在毁坏土地的基础之上，化肥的使用并不是可持续的，造成的是大规模的环境代价，农业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化石能源并由此而成为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便土地有所节约，也忽略掉了其巨大的外部性；事实上，新近有关土地集约化的研究表明，在没有绿色革命的情况下，土地的使用只会增加2.8-4.8%，这说明布劳格假说存在问题；而如果考虑到替代选择，如农业生态学等，那么绿色革命的巨额花费就产生了巨大的机会成本。
　　拉吉•帕特尔进一步指出，绿色革命产生了很多布劳格等人不会提及的诸多后果，如创造和巩固了去小农化的工业化农业模式，将小农驱逐出土地；促进了威权化的倾商业主义农业模式，从南非到印度，我们都可以看到重商的威权体制；催生了对农业怀有野心的资本家阶级；肥料公司不仅提供肥料，还提供种子、生命科学技术，它们不仅提供商品，还提供天气预报服务以及金融工具等；慈善也成为绿色革命故事的一部分，如洛克菲勒基金、福特基金会等在此过程中获得了充分的合法性。
　　演讲的第二大部分，拉吉•帕特尔着重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所发生的绿色革命今天仍然在继续，也就是他之所以谓之“长绿色革命”的原因。阿里吉在其《漫长的二十世纪》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的时代划分通常可以分为两半，一半是物质的扩张（M-C），另一半则是金融的扩张（C-M’）。从十五、十六世纪的（意大利）热那亚体系到荷兰体系，以及后来的英国体系，尽管具体的形式会有所区别，但是都经历了物质的扩张到金融扩张两个不同的阶段。绿色革命则处在美国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中，最早是通过种植更多的粮食和提供足够的补贴维持粮食供给以阻止城市贫民成为共产主义者，今天也日益走向金融化的时代。农业企业甚至拥有比政府更大的权力，政府已不再专注于消灭饥荒来阻止暴动和骚乱，而更多地是为资本服务。所以，拉吉•帕特尔并不认同“我们经历了旧的绿色革命，现在需要一个新的绿色革命”的说法，所谓“旧”的绿色革命是美国霸权下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瞬间，而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美国霸权的第二部分，绿色革命仍在继续，我们从中看到市场权力向大型农业企业的集中，尽管这种集中由来已久，但是在金融权力的推动下则更为明显，粮食/食品行业的金融投机盛行，土地攫取更成为金融资本控制土地的重要方式。这些所谓的解决旧的绿色革命带来的问题的举措事实上仍然是绿色革命的继续，不是在修复而是在强化原有的问题。
　　2012年，八国集团（G8）成立了“粮食安全与营养新联盟”，各国政府已不再致力于阻止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而是通过福柯所谓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方式对个体的身体进行管理和控制，以便个体成为他们所需要的“身体”去从事一定的工作，营养则是其中最重要的机制。帕特尔认为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消灭饥荒，因为其官方话语——“通过发动私人资本、推广创新和风险管理的方式支持农业发展，到2020年使五千万人口摆脱贫困”——透露了其用意更多地是关于资本如果实现金融扩张的过程，对于农业领域来说，也就是长绿色革命的后半部分。以这一新联盟与马拉维的“合作文件”为例，其中建议马拉维政府为减少贫困人口要做的三件事情是：1）提升营商环境指数排名；2）增加私有部门在农业和农产品增值加工领域投资的美元价值；3）增加商业生产、农业生产投入与农产品的销售以及附加值生产当中的私人投资。这看起来是俨然不同的绿色革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与“‘旧’绿色革命”如何联系起来，如何在金融资本和大公司支配下完成其漫长的过程的第二阶段。
　　事实上，绿色革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替代方式和途径，并不必然需要私人部门去从事研究和承担重任，这些方式广泛存在于农业生态学以及粮食主权运动之中。拉吉•帕特尔进一步以古巴不同类型林场遭受飓风之后的恢复情况为例说明生态型林场混作模式好于绿色革命型的单一种植林场，同时也说明劳动力嵌入农业过程的重要性，以及以粮食主权原则进行分配的必要性。在漫长的二十世纪里，我们并不必然需要漫长的绿色革命，人们一直在以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可持续的方式进行着粮食的生产和分配，其中的某些机制可以保证能够消灭饥荒的分配，而并不需要私人部门的介入。
　　讲座最后，拉吉•帕特尔就现场师生提出的有关绿色革命的现实影响力与成就、绿色革命的必要性及其目标是否实现、NGO在绿色革命中的作用、农业生态学的推广、食品帝国与社区支持农业、绿色革命的替代选择以及大学的公司化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回应，并提醒大家关注下一场讲座并与主讲人进行对话。
　　这是2013年秋季学期“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六讲 ，也是整个系列讲座的第三十九讲。拉吉•帕特尔于1995年获英国牛津大学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学士学位，并于1996、2002年分别获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硕士、美国康奈尔大学发展社会学博士学位。曾任职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现为美国食物与发展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南非夸祖鲁-纳塔尔大学名誉研究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非洲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世代粮食项目主持人，并为联合国粮食权特别报告员提供咨询。其核心研究主题为粮食主权、世界粮食体系的政治，研究兴趣还涉及市场与社会、绿色革命、农民运动、农政改革等。他研究著述丰硕，尤其以食物体系的研究著称，在很多国际期刊和报纸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其代表性著作包括《粮食战争——市场、权力和世界食物体系的隐形战争》（2008）和《经济学的缺陷》（2010），编著包括《应许之地：农政改革的多元视角》（2006）和《食物叛乱！以粮食主权应对全球食物危机》（2009）等。他目前主要致力于关于未来食物体系的著述和纪录片制作。本次演讲更为细致的一些分析和说明可以参见其发表于《农民研究》（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杂志2013年第3期上的文章《The Long Green Revolution》。（刘娟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