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35讲：论气候变化与代际公正

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日益明显地影响着自身的生存环境。近年来，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海平面上升、海水酸化等气候变化现象引发了众多学者关注并讨论应对气候变化的种种政策。然而，在这些论辩背后值得思考的是，现有的争论是如何被框构的？人类又该如何应对气候变化？9月18日下午，“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在人文与发展学院CIAD报告厅开始了2013年秋季学期的第一讲（总第35讲），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罗曼·弗里格（Roman Frigg）教授以“气候变化与代际公平”为主题，基于对气候变化应对政策的梳理，讲述了他对气候政策中作为技术工具亦是争论焦点的折现率的理解，并从哲学伦理层面对折现背后的价值预设进行了追问和反思。

弗里格教授首先对气候变化的应对政策进行了回顾，认为这些政策主张有两个主要的取向：第一类主张减缓（mitigation），即采取能源替代措施降低人为二氧化碳的排放；第二类主张适应（adaptation），即采取保护措施以便人类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些主张的分化也促发了气候政策决策需要面对一个基本问题：是现在减缓还是日后适应？一方面，如果当下对气候变化不采取减缓措施，社会经济系统当前运行方式所受到的影响会降到最低，但这将意味着我们的后代必须采取措施去努力适应；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现在就采取减缓措施，迅速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负面影响，分担后代因受到影响而需要进行的适应，这将有益于后代。弗里格教授特别强调，之所以引入二分法是为了便于讨论，减缓和适应之间实际上并不是严格的二分关系，而是此消彼长的平衡关系，即当下进行多大程度的减缓与日后需要进行多大程度的适应之间的平衡问题。

至少在西方国家，围绕气候减缓的讨论通常集中在现代会计体系常用的折现率框架之下，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受到所选择的折现率的严重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已有的讨论，弗里格教授随即对折现率的概念以及支持折现的一些缘由进行了阐述。“折现”意指将未来费用折为当下价值的计算过程。关于折现的一条规律是：当时间段和未来费用的数值一定时，折现率越大，未来费用在当下的价值则越低。针对折现背后的动力机制，已有的文献中有三种经济学解释：1）单纯折现，主要源于耐心不足，注重当下的享受，认为等待意味着有可能不能获益；2）经济因素，主要基于通货膨胀和资本机会成本的考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商品会变得越来越贵，货币在未来的购买力减弱，如果对一个项目进行投资会减少资本的其他获利机会；3）增长折现，以技术多产和经济的持续增值为假设前提，认为未来的人们比现在的人更富有，额外商品对于后人的价值比对于当代人的价值低。

结合折现的概念框架和气候变化应对政策争论中的基本问题，弗里格教授指出，气候政策中的折现率涉及的不仅仅是未来价值在当代的折算，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代际公平问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在其2006年撰写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对于社会政策的制定，一个远高于零的有时间偏好的折现率是不合伦理的。耶鲁大学的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对其提出了异议，认为按照当前市场做出的各种折现假设来看，斯特恩报告中“需要立刻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紧急行动”的结论是不成立的，他虽然提供了很多信息量，但并未能回答全球变暖政策“应以多快的速度、多高的成本行动多少”这一核心问题。诺德豪斯认为，应该使用金融市场上的折现率来评估气候变化政策。而对市场利率（折现率）的讨论背后存在不同的话语支撑：其一是“人民选择说”，认为气候变化政策的决策应该以市场利率为基础，因为市场价格解释了人们的真实选择和偏好，这些偏好应该得到尊重，人们对未来和目前商品给定的相对价值也体现在市场折现率中；另外一个则是“未来财富说”，认为后代人更富有，相比于现代人当下为减缓气候变化埋单，他们为适应气候变化所承担的经济负担相对较低，这一观点为更高的折现率提供了合法性。

针对“人民选择说”，弗里格教授指出，关键的问题在于市场价格里面到底反映的是“哪些人民的选择”，市场利率顶多能够反映那些参与了市场的人口的选择，气候变化的问题可能需要提前一两个世纪来考虑，但是那时的人们并未参与货币市场或者市场尚未能够记录他们的活动，因而当前的折现率实质上反映的只是当代人而非后代人的偏好。折现率并不是一个公平分配的衡量办法，它反映的只是当代人到底有多么关心后代的利益。弗里格教授认为，政府若考虑后代的利益，就应该在关于减缓气候变化的决策过程中使用比市场利率更低的折现率。就政府的决策角色来看，用于气候变化决策的折现率并非单纯的经济学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未来财富说”也存在问题：首先，不能将后代更富有的假设作为一个既定事实，因为气候变化可能会逆转经济增长，后代人可能比当代人更贫困，在这种情况下，折现率应该是负值，应赋予未来商品更高的价值；其次，这种观点并没有考虑公正的问题，即使后代人比当代人更富有，这一事实本身也并不意味着后代人对解决当代人的问题负有责任；再者，边际效益的观点并不必然具有时间性，如果一个人相信未来富有的人要为当下不富有的人造成的问题埋单，那么也就应该对当下富人的财富进行折现。但事实上，很少富人愿意向穷人慷慨解囊。综上，折现率并非是一个完善的气候政策评估工具。此外，剑桥大学的帕萨·达斯古普塔（Partha Dasgupta）也指出，折现率的框架在空间维度上也是不平等的，因其并未考虑当下的财富分配（国家、地区之间的不均）。如果一个方法实现了代际平等，那么它也应该在全球不同地区间实现平等。如果要让现在活着的人获得相同的人均待遇，那就有必要对当下的资源进行彻底的再分配。但事实上，人类远没有做到这一点。

基于以上分析，弗里格教授进而从哲学伦理层面指出，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折现的。虽然折现的方法对于市场上的商品而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对于非市场化的物品却是不合理的。因为有些物品的价值如自然景观、美丽的海岸线是无法用市场上的物品来比拟度量的，对其折现是没有意义的。折现只能应用于在经济系统中生产出的商品，人类的福利不应该被折现，因为未来的福利和当下的福利同等重要。实际上，关于折现的讨论背后隐含的是实用主义的伦理观。在实用主义的观念下，能使效用最大化的行动就是好行动。但如果采用另类替代性的伦理观如康德伦理学、儒家思想，关于折现的讨论就会发生根本变化。因此，从政策层面来看，鉴于支持市场利率的论证是不成立的，应该采用比市场更低的利率对气候变化干预政策进行评价；从实践层面来看，这也意味着我们应该为减缓气候变化进行大量投入，采取更果断的气候减缓行动迫在眉睫。

 罗曼·弗里格现为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哲学、逻辑学与科学方法系教授，同时兼任自然哲学与社会科学中心主任、时间序列分析中心合作主任。其研究领域为一般科学哲学与物理学哲学，重点关注的是科学表征问题和各种科学理论的实质。他发表了大量关于科学模型与表征等方面的学术文章。目前正致力于完成一部关于科学中的模型与理论方面的批判性著作，并正在参与研究有关天气模型概率预测的本质。他同时还在担任《英国科学哲学》期刊的副主编。（李华 整理，刘娟 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