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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59讲:生态影响的分配与冲突——环境正义运动、环境负债与世界贸易

发布时间:2015/05/10  点击量:

  201549日,“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59讲迎来了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经济学与经济史教授,环境科学与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霍安马丁内斯-阿列尔(Joan Martinez-Alier),他以“环境正义与缓增运动之结盟”为主题,讲述了生态经济学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和全球的环境运动。

  马丁内斯-阿列尔教授首先描述了当前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危机,并将之归咎为社会新陈代谢的增加。尽管针对全球环境问题,联合国提出了可持续发展(1992)、绿色经济(2012),或许还会提可持续经济(2032)或绿色发展(2052),马丁内斯-阿列尔教授认为,无论这些政策和概念言辞多么巧妙,都无助于解救目前的环境危机。所谓的循环经济或绿色经济都是乌托邦。一个工业经济体哪怕是不增长,它也需要新的化石能源和原材料来维持,因为能源是不可再生的,而原材料也只能实现部分的循环利用,经济并不是循环的,而是退降的。更为忧心的是,剥夺式积累和污染式积累横行当道,前一种方式中,大资本以采矿、工业化种植等方式进行资本积累,剥夺了当地人的生产生活;而“污染式积累”则是以零成本或低成本处理“经济富裕带来的排放物”和其他废弃物从而实现利润的增长。援引经济学家卡尔卡普(Karl Wilhelm Kapp)的观点,这并非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而是成本的成功转嫁,即成本被转嫁给其他人或者后代,或者其他物种。

  研究社会新陈代谢不仅是经济学,也是生态学,其方法有多种,例如能源投资回报率(EROI)和净初级生产的人类占用(HANPP)。从历史上看,这两个数值都在增加,这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的剥夺在加重,生物多样性在消失。而社会新陈代谢的增加与经济体制无关。新自由主义体系也好,凯恩斯主义体系也罢,只要是工业体系,生物圈就会承受压力。

  伴随着全球环境的恶化,全球环境正义运动也在兴起。所涉及的理论既有自上而下(如Henry Shue)也有自下而上(如Naomi Klein)的环境主义。前者主张污染者责任制,从道义的角度谴责环境污染和破坏;后者反对石油、煤和天然气的开采。就此,马丁内斯-阿列尔教授更倾向于后者。他认为我们有必要重返20世纪70年代的讨论,呼吁发达国家放缓增长的速度,赞同“更爱彼此,少生孩子”的倡议。在70年代,杰奥尔杰斯库-勒根(Georgescu-Roegen, 洛菲•休廷(Roefie Hueting, 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等就对GDP为核心的增长方式提出质疑。因为这种增长方式没有考虑环境成本,没有涵盖不计酬的家庭劳动、照料和义工,容易导致GDP的增长与幸福无关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

  之后,马丁内斯-阿列尔教授重点介绍了全球环境正义地图(www.ejatlas.org)。这是一个由他本人及其团队建设的一个动态网络平台,用以收录全球范围内有关环境的各类斗争。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缓增运动与穷人的环境主义结盟。例如厄瓜多尔民众在基多中国大使馆抗议孔多尔山脉舒阿尔地区露天铜矿的开采;印度民众运用在国际劳工组织169号公约中规定的原住民事先同意权;引入资源限制计划,在印度果阿邦禁止开采铁矿以保护当地的海滩和旅游资源;以及厄瓜多尔的亚苏尼倡议,让化石燃料沉眠地底。另外一些情况下,人们干脆动用法律的力量。例如,就壳牌公司在尼日尔三角洲以及美国雪佛龙-德士古炼油公司在厄瓜多尔的所作所为,人们已经成功地将这两家公司告上海牙法庭。斯特拉塔集团的铝矿案(阿根廷)和2012年的意大利石棉案(斯蒂芬·斯密德亨尼涉案)已经是刑事案件。英国电力公司、东京电力公司、美国雪佛龙-德士古炼油公司分别为2010年墨西哥湾事件和、2011年日本福岛事件以及2011年厄瓜多尔事件赔付了巨额补偿 。

  马丁内斯-阿列尔教授认为,所有生态分配冲突的案例实际上都可划分为地方、国家和地区三个不同的层级,涉及到采掘、运输、贸易以及废弃物的处理等多个环节,这就在研究中将新陈代谢的流动与生态分配的冲突联系起来,为建立比较政治生态学和统计政治生态学提供了基础。环境保护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新概念,如气候正义,水正义,粮食主权,能源主权等,正是因为有不同类型的生态冲突和诉求,而且生态冲突往往和经济冲突、社会冲突混在一起。这其中,有一个评判标准的问题。马丁内斯-阿列尔教授反对纯粹使用经济学的语汇进行环评,因很多事物是难以估价,也难以补偿的,如健康(印度阿朗港废船拆卸问题)、祖先(印度奈彦吉利山铝土矿事件)和海平面上升(玻利维亚大使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的怨言)等。他认为,一个基于化石燃料的经济是不可能持续的,如同“农民之路”组织所宣称的,小农农业才能让世界变凉。一个具有环境正义和缓增运动的未来才是实际而明智的。

  最后,马丁内斯-阿列尔教授就增长的极限、环境正义地图、缓增的具体含义做了进一步澄清,并对环境危机的根源、环境正义组织在欧洲的运作机制和在中国的运用和现场听众展开了热烈的对话与讨论。

  霍安马丁内斯-阿列尔1939年生于西班牙。他于1963-1973间先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毕业后留任研究员。现为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经济学与经济史教授、环境科学与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同时也在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厄瓜多尔拉美社科院、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耶鲁大学等多所学校任兼职教授。他是国际生态经济学学会的创始人及前会长,并曾于2000-2008年间担任欧洲环境局科学委员会成员。其代表性著作包括:《西班牙南部的劳工与地主》(1971)、《古巴与秘鲁的庄园、种植园与集体农场》(1977)、《生态经济学:能源、环境与社会》(1987)、《多元环境主义》(合著,1977)及《穷人之环境主义:生态冲突与估价》(2002)等。还参与编著了《回归地球:生态经济学的实践应用》(1996)、《反思环境史:世界体系史与全球环境变迁》(2007)、《生态经济学新发展》(2008)、《生态经济学指南》(2015)等多部作品。同时,他也是国际期刊《生态经济》、《环境价值》、《农政变迁》、《农民研究》的编委成员。最近,他正在主持环境公平组织、责任与贸易项目。(汪淳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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