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化论坛”特邀学者主旨演讲观点集锦

【编者按】

7月22日，“致力于打造以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为总主题的全国交流平台”开化论坛在浙江省开化县举办，16位社会科学领域从事有关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研究的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和青年学者进行了学术分享，现将演讲观点总结如下，以飨读者。

徐勇（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硬脱贫与软振兴：改善人类状况的社会工程何以成功？

从著名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教授经典著作《国家的视角》中“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之问出发，徐勇教授认为，我们需要从国家的视角考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这两大国家战略，并探讨“那些试图运用国家的力量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成功的”。他认为，脱离贫困是对人类状况的最大改善，但处于深度贫困状态的农民往往自我脱贫无力，而市场机制有其限度，中国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彻底消除绝对贫困依靠的是国家的力量和投入，发挥的是国家集聚和分配资源的特性和能力。当前农业农村发展不再是自然状态，而是进入国家状态。脱贫是举全国之力改善贫困地区人们生存状况的社会工程，具有时间性、战役性、突击性和强推性。而乡村振兴是由国家发动和实施的一项改善中国农村人口整体状况，从根本上消除长期以来的城乡差距，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宏大的和可持续的社会工程。与“硬脱贫”相比，“软振兴”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需要超强的智慧、韧性和耐心，尤其需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在国家广泛和深度介入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中，需要遵循农业农村发展的自然规律，合理配置资源，避免将复杂和难以处理的事实简单化，要让乡村振兴成为“记得住乡愁”的前提，在乡村振兴中“记得住乡愁”。

张文宏（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上海大学）：乡村振兴与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思考

张文宏教授认为要厘清乡村振兴、农村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系。乡村振兴是手段，农村、农业、农民的现代化是目标；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前提；乡村振兴绕不开现代化理论，要将乡村振兴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充分结合起来。通过梳理“十四五规划”中关于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容，张文宏教授认为，农村（农业、农民）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与重点包括：基础设施现代化、产业体系与产业结构现代化、职业结构与社会结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他强调要汇聚多方力量和多方行动者，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首先，党中央和国务院是重大政策制定者和实践推动者，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其次，要重视市场力量，通过政策引导资本投向乡村。再次是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力量，助力乡村振兴。最后是要积极引导“新乡贤”与“新村民”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

田毅鹏（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吉林大学）：东亚乡村发展经验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田毅鹏教授指出，我国的乡村发展路径与东亚存在空间关联、社会关联、时间关联、文化关联、模式关联、问题关联等六大关联，东亚的乡村发展经验对我国乡村振兴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他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东亚乡村发展路径可提供的借鉴面向：一是乡村产业化的社会政策面向。早期日本的乡村工业化并没有帮助乡村摆脱发展困境，反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20世纪70年代日本通过“一村一品”，激活乡村，使农民获得收益，转向“内发的发展”；90年代提出的“第六次产业”，更是依托产业政策推出社会政策，鼓励在地就业，在村民受益的基础上建立起城乡交流的新体系，使村落再生、乡村活力再现；1999年颁布的《食料・农业・农村基本法》（《新农业法》）更是把农业看作一种社会产业，即认可农业为全社会提供价值，但农业也需要全社会来扶持，这是日本乡村发展观的根本性转换。二是以村落为依托的乡村文化振兴面向。乡村文化是村民在生产生活中所创造出来的所有事物和现象的总和，乡村振兴“文化路径”的核心要素是利用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包括物态和非物态的文化、生态文化、村落文化和精英文化等。三是小农的组织化面向。日本农协为小农组织化这一世界级难题提供了现代制度支持，以其覆盖全国的网络将孤立的农业从业者连接在一起。最后，田毅鹏教授强调，在参考东亚乡村发展路径的同时，更要通过“理论自觉”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

罗必良（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华南农业大学）：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的产权逻辑

罗必良教授认为，无论是先秦到近代，还是1949年以来的不同时期，中国的乡村治理，都是以土地制度为核心线索的。农村土地作为村庄集体成员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其产权结构直接决定着村庄治理与村庄秩序，那么，农地确权所决定的产权明晰与产权稳定，是否会动摇传统村落关系型治理结构的产权基础，进而重构乡村的治理秩序？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2013、2015年数据，通过设置准自然实验，罗必良教授考察了农地确权政策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和村社人际交往的影响，以此揭示产权制度变革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证实了农户地权强化将诱发情感网络关系的弱化，农户作为独立的产权主体，其相互之间交易行为的隐性契约关系和村社集体意识的价值将失去存在基础，农地确权将诱导中国乡村传统“关系型”交易向“契约型”治理体系的转型。而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进行的分析则表明：农地确权显著抑制了农户土地的熟人流转行为，诱导地权交易呈现出向非熟人出租，显著降低了农户基于人情世故的礼金支出，呈现缔约期限延长的市场化趋势和契约化的合作关系。中国家庭承包制的实施，农地确权政策的推进，均在赋权基础上强化了农民的行为能力，不仅诱导了农民的生产性努力，而且显著改善了村庄人际关系与治理绩效。乡村治理的中国故事，内含着以产权为中心的逻辑线索，彰显了中国的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并提供了具有中国风格的实践创新与理论贡献。

仇焕广（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关于粮食安全的几点辨析

仇焕广教授从粮食安全与食物安全、数量安全与能力安全、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区域主体责任与比较优势发挥、自主安全与合作安全、食物安全与营养健康安全六个维度对中国粮食安全政策制定方面存在的一些争论进行了辨析。首先，根据联合国世界食物安全委员会对食物安全的定义和我国食物消费的现状，他提出国家整体战略应该强调食物安全，从政策执行的角度可以以粮食安全为抓手。第二，粮食安全不宜过度强调数量安全，而更应重视和强调保障粮食的供给能力安全，即紧急情况下具备将土地和技术迅速转为粮食生产所用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能力。第三，强调能力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空间来平衡和保障生态安全，而不必以生态安全为代价换取粮食安全。第四，过于强调粮食安全的区域稳产保供和指标化责任限制了各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并容易引发产量和价格的波动，应通过补偿机制等措施通过市场调节机制保障全国的整体粮食安全。第五，将粮食安全狭隘地理解为自主安全有自我封闭的倾向，这可能会牺牲生态安全、经济效益和农民收入，自我封闭的“安全”将导致水土资源问题和技术进步受限等，最终造成粮食生产能力的弱化，因此应重视贸易、投资、技术等方面的国际合作。最后，鉴于我国目前部分食物消费量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推荐饮食消费量，特别是肉类已经大幅超过推荐消费量，可考虑通过增加肉类消费税等方式，减少肉类消费，保障人民营养健康安全的同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张安录（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华中农业大学）：从非均衡到均衡发展：国土空间管制土地非均衡发展与财政制度创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相继出台土地用途管制、主体功能区划等国土空间管制制度，为经济高速增长和国家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建设提供政策支撑，但由此也带来土地保护与土地发展的非均衡态势，土地发展受限的地区势必陷入财政困境。在此背景下，张安录教授构建了土地发展非均衡度模型，定量测算全国层面的土地综合非均衡度及湖北省的土地发展非均衡度，从而探讨土地非均衡发展对地方财政状况的作用机理，探寻分税制下地方政府陷入财政困境的深层次原因，为缓解地方财政困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其研究发现，全国土地综合非均衡度在空间上呈“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部地区—西南地区或东北、西北地区”逐级增长趋势，在2009-2014的时间测度范围内呈递减趋势，但变化趋势并不明显；以县为单位，湖北省土地发展机会非均衡度的空间差异显著（土地发展机会非均衡度最高的地区与非均衡度最低的地区相差数百倍），土地发展综合非均衡度呈“鄂东沿江平原区—鄂中平原区、鄂北岗地—鄂西山地”分布，但在测度年份呈逐渐下降趋势。而土地非均衡发展不利于地方财政解困和财政积累，因此，张安录教授认为，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应该统筹考虑城市化区域、农业区域和生态保育区的发展机会，未来可以参照浙江自下而上的财政转移模式；国土空间优化有赖于已经实现了发展潜力的城市化区域对发展受限区域（如农业、生态保育区）发展潜力压缩的公正补偿；现行土地整治应该根据地方土地发展与保护的财政收支综合考虑资金收支与分配。此外，他认为后续可尝试其他视角的研究，如依据土地发展内涵，从发展机会和发展潜力视角构建土地发展非均衡度模型，定量测算土地发展非均衡度。

贺雪峰（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武汉大学）：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吗？

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抑或中国现代化是农村现代化的前提？贺雪峰教授对此进行了思辨。他认为，一方面，倘若农村没有实现现代化，就不可能说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因为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中国现代化要以其各个部分均已现代化为前提，不然这个现代化就是不完整的、不完全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是突破国际既得利益结构的围堵，目前的重点就在科技进步、产业升级上面。一旦中国可以在产业升级上突围，中国现代化就大局可定，中国就可以实现全面现代化包括农村现代化了。在此意义上，中国现代化是农村现代化的前提，而当前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矛盾在城市，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一个并不现代的农业和农村则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缓解国内阶层冲突、集中资源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条件。贺雪峰教授认为，回答“农村现代化是不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明确乡村振兴的重心和阶段。

王亚华（国家级人才计划青年学者，清华大学）：激发乡村振兴活力的制度建构

乡村振兴要实现有效治理，基本途径是推进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的多治融合。通过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制度理论的对话，王亚华教授探讨了乡村治理特别是基层自治如何有效运行的问题。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的制度多样性理论认为，人类社会中存在多种多样的制度，这些制度安排存在的逻辑与多样化的当地环境相匹配，且会影响到制度的成败，因而人们需要增进对复杂和多样性制度的理解和保护，制度选择要因地制宜。自主治理运行的关键，是在集体选择机制中，受操作制度影响的大多数人都有权参与制定和修改规则。集体选择机制规定如何确定或更改操作规则，操作规则最终影响了人们的实际行为。王亚华教授认为，中国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在制度层面应多落到集体规则上，而操作层面的规则应尽量留给基层供给。中国在经济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基层治理面临规则供求、调适和执行的问题，导致基层治理能力不足、难以形成自上而下的力量融合。通过总结多地近年来的基层治理改革案例和成功经验，王亚华教授认为，激发乡村振兴活力的关键，是激活基层的集体选择机制，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建构，需要扩大基层选择空间，落实群众广泛参与，全面践行群众路线，构建多元监督体系，善用技术力量赋能。

周晓虹（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南京大学）：鸡毛换糖：事件、记忆与神话——义乌农民的历史三调

借鉴美国历史学家保罗·柯文所指出的“认知”历史的三条路径，即事件、经历和神话，周晓虹教授对浙江义乌廿三里的“鸡毛换糖”进行了分析：作为事件的“鸡毛换糖”的叙事主要关注这一民间经商行为的由来、沿革与兴衰；作为经历的“鸡毛换糖”的叙事重点展现的是“敲糖帮”的谋生体验与流动经历；作为神话的“鸡毛换糖”的叙事则着眼于由此体现出的义乌人的艰苦奋斗和拼搏精神对当地乃至全国现代化发展的影响与作用。可见，从事件、经历和神话等不同维度出发去分析历史，都有其相对的合理性。基于此，周晓虹教授强调，同一种历史具有不同的调性，既说明历史是一种多维的解释体系，也说明从不同的路径入手才能够真正达致对历史的理解。在完全现代的义乌国际商贸城之外，追寻廿三里镇最早的那些“鸡毛换糖”人的集体记忆，就是希望能在这些命运共同体成员的个体讲述中，发现超越个体记忆的集体调性。

周大鸣（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中山大学）：从乡村迈向都市——乡村振兴漫谈

周大鸣教授提出了“乡村都市化”的乡村振兴道路。他认为，乡村都市化不是乡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而是乡村在产业经济结构、人口就业结构、乡村生活方式、大众传播方式、人的思想观念等五个要素的都市化过程。乡村都市化是乡村未来变迁的方向，这是由城乡分割背景下人口转移的特征、农民工城镇化的特点和农业产业特性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周大鸣教授认为乡村振兴应以“乡村都市化”为整合目标，乡村都市化的五个要素与乡村振兴的五个方面不谋而合。第一是产业振兴，表现为农业本身的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以及二三产业、乡村生态旅游和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新型产业的发展。第二是文化振兴，表现为结合传统乡村文化要素，利用现代先进网络，整合新的乡村文化形态，建设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文化。第三是组织振兴，表现为利用农村的传统组织，建立新的合作经济组织。第四是人才振兴，包括进行村民的文明教育和外出务工者的培训，吸引外出者返乡、引入乡贤等方面。第五是生态振兴，表现为构建自然生态和人类生态的融洽关系，形成融山水、融城市生活的人居环境。  

邬志辉（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东北师范大学）：乡村教育何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基于文化一致性的理论

邬志辉教授重点关注的是乡村教育问题。教育作为一项公共服务，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影响。中国教育的数量性发展已步入高位，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总体上超过了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转向“高质量发展”，对原始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教育质量的重要性也愈加突出。教育质量决定着经济社会的长期繁荣，也影响着个体的生活质量与人生幸福。在中国教育发展体系中，乡村义务教育质量至关重要。进入21世纪以来，乡村儿童“有学上”的问题已基本解决，但“上好学”的问题依然任重道远。针对乡村教育质量“提升难”的困境，邬志辉教授提出了基于“文化一致性”理论的乡村教育质量提升思路，指出学校文化和家庭文化的一致性可以有效提升乡村学生的学业表现。基于这一思路，他指出，乡村教育应该尊重乡村儿童的生活经验与认知基础，将教育与生活、生态、生命相联系，开展问题导向型学习、社会情感学习以及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学习，鼓励乡村主动式学习、参与式学习，倡导社区改造、生态关怀和生命提升，将识字教育（“读万卷书”）与识世教育（“行万里路”）相结合，加强课程的在地化，以促进乡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胡荣（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厦门大学）：新乡贤与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需要解决“人、地、钱”的问题，胡荣教授着重从“人”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和人才进城使得现阶段亟需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除了提升农村留守农民素质、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鼓励大学生下乡创业之外，鼓励离退休干部回原籍生活外， 如何发挥好“新乡贤”的作用对于乡村振兴也具有重要意义。新乡贤由在地乡贤、在外乡贤、外来乡贤构成。与历史上的乡贤相比，“新乡贤”城市化程度较高、文化多元性和包容性强、具有民主协商理念。他们往往个人能力强，有一定社会影响；拥有资源或资本，具备回馈乡村的物质或经济基础；有公益心，愿意为公众事务付出；有良好的个人品性和道德声誉，能起到行为示范作用。综观各地实践，在政府层面的积极推动下，乡村精英参与地方建设的实践已初见成效——新乡贤通过回乡定居、阶段式、候鸟式、探亲式等不同的“返乡”方式，在观念、关系资源、资金等方面贡献己力。为使新乡贤更好、更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实践，胡荣教授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是构筑“新乡贤”回归的政策体系，确保“新乡贤”返乡投资和参与乡村治理的连续性和有效性，从而实现人才资源从乡村流出到返回乡村的良性循环，使社会人才分布结构趋于合理；二是激励“新乡贤”携带资本回归，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持；三是城市相关部门与农村管理部门在政策衔接基础上实现有效对接。

卢云峰（国家级人才计划青年学者，北京大学）：乡村共同体的重建：以浙江省某县的“文化礼堂”为例

卢云峰教授认为，传统乡村共同体既是一个具有独立封闭社会边界的实体性的地域共同体，也是一个由共享一套价值体系的成员所构成的文化共同体。传统乡村文化以农耕文化为核心，强调耕读传家、重视仁义礼智信等儒家价值观念，同时作为帝国隐喻的民间信仰及其仪式实践也深刻影响着乡村生活的实际运转。当前乡村存在着城市化、空心化、单维度化、文化荒漠化等状况。与此同时，乡村共同体也在经历重建的过程，表现为人、空间、组织活动、仪式和价值的回归与重建。在浙江等东部地区的乡村，新乡贤等精英群体通过返乡实现着城乡之间的文化反哺；宗族组织、乡贤联谊会等传统或新兴的组织在发挥着积极作用；自下而上的文艺活动和慈善活动等绵密的乡村活动重建了乡村生活关联；红白理事会等内生组织则实现了乡村价值的重建。卢云峰教授认为，乡村共同体的重建为乡村振兴带来了希望和多元可能。

文军（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从内生发展到新内生发展：社区为本的乡村振兴模式初探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展开对乡村的整体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自上而下”的外生模式愈发难以满足乡村治理的多元化需求，单方面依靠“自下而上”的内生性发展模式在现阶段也难以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因此，必须加强内外部资源的整合，推动内生动力与外生动力的有效联结，构建上下联动的“新内生发展模式”。文军教授提出了社区为本的新内生发展模式。这是一种以新内生发展思路为指引，以乡村社区为基本行动单元的乡村振兴模式，其核心特征表现为本土资源和外部资源的联动、内生动力和外部动力的联结、社区发展和个人发展的统一。该模式在理论上表现为本体论层面的“共同体取向”，方法论层面的“中观路径”以及价值论层面的“公平精神”，并以外部援助、内部增能、实践解放、结构解构四种理论取向构成其理论分析的基础框架。在实践上，新内生发展视角下“社区为本”的乡村治理思路延伸出了支持性、赋权性、倡导性和反思性路径四重实践干预路径。它表现出包容性、系统性、整体性和主体性这四个优势特征。在乡村振兴实践中，社区为本的新内生发展模式的构建需要从行动主体、资源整合和社区整体三个层面进行推进，需要不断在实践中去检验和完善。

毛丹（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浙江大学）：浙江乡村振兴的实践的主要特征

乡村的未来是后生产性的、多功能的。乡村振兴不是市场、社会自然变迁的结果，而是政府良性规制的结果。在乡村振兴实践中，政府干预需要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政府角色。毛丹教授认为，浙江的乡村振兴实践有以下值得借鉴的做法和经验。第一，抓好乡村振兴的时机。乡村振兴不能等到乡村凋敝之后再进行修复，而是要在逆城市化到来之前就抓住先机。第二，把乡村振兴当作长期事业。乡村振兴不是应急性的事业，应该把乡村振兴当作长期事业，在党政层面常抓不懈。第三，乡村振兴一体化推进。乡村振兴的二十字方针涉及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不应该分而治之，而是以环境和经济为基础，互为一体地进行建设。第四，乡村振兴多元目标差异化推进。浙江的乡村振兴体现了低限目标和高级目标的分殊性与连续性。毛丹教授指出，浙江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例如，乡、村、家户利益增长的联结点问题，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支持公共利益实现的持续性问题，乡村发展的同质化问题，人才输入的持续性问题，资本下乡与乡村振兴的关系等。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对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叶敬忠（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中国农业大学）：构建农政转型的中国式道路——乡村振兴研究的理论使命

纵观历史，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都无法回避对“农政问题”的讨论和解决，即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都必须恰当理解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性质和功能，必须找寻适当的农政转型路径，都必须成功地完成“农政转型”。叶敬忠教授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探寻的都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征程中对农业、农村、农民和土地权属的现代化改造和制度性安排，即农政问题与农政转型。在农政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外，国际理论界发展出更加多元化的理论视角，其中包括实体主义、新古典和新制度经济学、后现代或后结构主义、生计框架等，这五大理论可分别为乡村振兴提供总体指导、价值引领、效率保障、反思取向和底线思维，体现了乡村振兴基础理论的多元性、位阶性和系统性。叶敬忠教授指出，哲学社会科学需要回应乡村振兴这一新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借鉴国际上农政问题与农政转型的马克思主义等理论视角，中国学术界亟需清晰地理解中国的农政问题，构建中国的农政转型理论，讲好中国的农政故事，在世界范围内分享农政转型的中国式道路，才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具体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也正是我国乡村振兴研究的理论使命。

【整理/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硕博研究生  编审/刘娟 潘璐  责任编辑/邵念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