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秩院庆】学术活动｜“轴心时期中国社会秩序建构理念及其情感基础” 主题讲座圆满举办

12月16日晚，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成伯清教授受邀作了“轴心时期中国社会秩序建构理念及其情感基础”的学术报告。臧雷振教授主持此次讲座，院长叶敬忠教授参加讲座并致辞，百余名校内外师生线上参与了此次讲座。

成伯清教授从现实维度出发，指出在当今这个巨变的时代，仍然存在一些深层的“不变”，具有超稳定性结构的特征，比如价值体系和情感结构等等。随后，成伯清教授从情感结构方面呈现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他谈到，以往的社会学理论更多的是在认知、理性、利益或其他意向性行动中，寻找社会秩序的基础，情感性行动常被认为是偏离的，甚至是扰乱因素。事实上这是一个误解和偏见，因为其实在每个理论传统中，都隐含着情感大叙事。情感不仅是个体的体验，每个时代也有自己的“情感韵律”。其中的关键，就是情感与结构性力量的交互作用：社会结构诱发特定的情感体验，而情感又影响社会行动及继而发生的社会结构动态。

对于如何探测社会整体的情感基调或韵律问题？成伯清教授认为，需要采用“情感体制”的视角。所谓情感体制就是一套规范的情感及表达和反复灌输它们的仪式、实践和述情话语，是任何稳定政体必不可少的基础结构。“情感体制”强调，社会性型塑的情感，对于社会秩序的再生产起到至关紧要的作用。关于情感与政治的关系，成伯清教授认为，社会秩序涉及深层的情感定向和定序。 “情感控制实乃权力行使之所：政治不过是一个决定的过程，即决定身处特定场合和关系中的人，对于涌上心头的感受和欲望”。“情感作为个体生活的中心，深受社会的影响，因此具有莫大的政治意义。任何持续的政治制度，都必定会为情感确立一套规范秩序，一种情感体制”。

在此基础上，成伯清教授回望了中国文明的轴心时期，从先秦时期的儒家、道家、法家和墨家思想切入，着重比较了先秦思想家在建构社会秩序上的观念差异与情感基础。儒家认为当时制度设计的问题根源：“礼崩乐坏”，应该将“礼乐治国”作为改造策略，情感基础是仁爱。墨家则认为当时社会秩序崩坏的问题根源是“相攻”，改造的策略是“非攻”“兼爱”“尚贤”“明鬼”，情感基础是兼爱。法家对当时乱象乱因的诊断是：治国之人不能“修明法制”，对此，应以“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等为改造策略。道家认为问题根源是“失道矣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改造策略就是“无为”“道法自然”“因性任物”。

随着历史的发展，墨家式微，黄老之治，儒法合流……中国传统社会逐渐形成了三重秩序：横向的差序格局，纵向的官爵等级以及穿越的鬼神世界。这种三重秩序背后的情感丛结要素就是：孝忠畏敬。

情，虽然一直到荀子时期才作为一般性概念来使用，但在孔孟之时，关于具体情感的观点已然形成，《郭店楚墓竹简》中的诸篇已明确而集中的论述情感。秦汉时期，情的论断逐渐发展。《礼记》等传世的古典文献中也有讨论情感的很多部分。后来，宋儒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并成为正典，可视为中国传统社会中情感规训进入了新阶段。朱熹所撰之《家礼》，亦可视为是情感规训的日常化，深入民间。

最后，成伯清教授引用梁漱溟的观点，指出重视家庭的中国社会是情之社会，但是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一个人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情感要求被压抑，被抹杀。“中国文化深层的情感结构是平移抑或裂变？”成伯清教授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探索，需要今后更多的研究。

臧雷振教授感谢成伯清教授的精彩分享。他指出，此次分享做到了历史和现实相互映照，具有历史的深度、理论的高度和视野的广度，为我们今后更深层的学习和研究做出了良好的示范。

在提问交流环节，与会师生积极地提出问题。成伯清教授就西方哲学人性论中的情感与理性的关系，目的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图文供稿/陈诺  责任编辑/王树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