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启学思】渠敬东 赵丙祥：中国近代西方社会学文献丛刊·序
按语：我院赵丙祥教授和北京大学渠敬东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西方社会学文献丛刊》，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25年出版。本丛刊是社会学界首次系统梳理、遴选民国期间译介的西方社会学文献，共包括四辑：第一辑为社会学原理及构成，凡20部；第二辑为社会学史及社会思想史，凡10部；第三辑以人类学为主，凡20部；第四辑为社会改造与建设，凡10部。总计60部70册。丛刊所选著作均为半个多世纪前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权威著作，在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对今日社会学人类学教学和学术研究也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中国近代西方社会学文献丛刊·序
渠敬东 赵丙祥
自清末民初的变局开始，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整体问题是，以“四部之学”为框架的经史传统如何应对西学的冲击。“七科之学”东渐既是大势所趋，中学之体系遭到猛烈的肢解，不得不分立于文学、哲学和史学学科。而反过来说，在“七科之学”中，至少文、法、商诸学，即所谓人文社会科学，面对中华文明长达数千年的学术体系，亦必有水土不服的遭际。学科专业化造成的问题，绝不是今日学者才意识到的。
当此新旧并立、民智开启之时，严复、梁启超、章太炎开辟播种，而竟以社会学译述为首功，然后诸说纷起、激荡思想，有似战国百家之局面。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1897年）后，又译斯宾塞《群学肄言》（1903年）和甄克思《社会通诠》（1904，原名《政治简史》），欲于“外患相乘”之际，寻“变法”之途。梁启超除介绍斯宾塞社会学说，又译日本社会学家建部遯吾《社会学序说》（《新民丛报》第50期，1904年7月13日）。章太炎则译出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是中国学人翻译的第一部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学著作。据黄克武之说，严、章二人之所取舍，正代表了清末两种社会学传统：一种是“调适”的生物社会学和单线历史观，另一种则是“苦乐俱进，有进有退”的社会学。章太炎更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文化自主意图，此后又基于革命立场撰文以辟严复（黄克武，“晚清社会学翻译中的思想分途”，《文汇报》2011年8月22日）。若将时间更往后拉长，这种取向与趣味的差异，实则也正可以作为一条主线，理解清末至1949年半个世纪的社会学译介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思潮。
若自1903年算起，至1920年前后，将近二十年间，西方社会学著作的译介相当零散。究其原因，与中国社会学学科的成立有关：若从孟嘉德（Arthur S. Mann）在圣约翰大学教授社会学算，到1922年燕京大学成立社会学系，虽有陶孟和等归国的社会学家，但在这中间讲授课程的仍然多是西方学者，且多以英语授课。而待到胡适等人归国，才真正带动了系统的译介工作。1920年可以算作一个大致的节点，西方社会学著作的成规模译介大概始于此时。陶孟和等人开始有意识地推动翻译，较早的译著有美国社会学家爱尔乌德著的《社会学及现代社会问题》（1920年）等。从1930年左右开始，至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西方社会学译介的一段黄金时期。
在半个世纪之间，中国学人译出的社会学著作无虑数百，既有学科意义上的严肃著作，也有面对大众的通俗读物。面对这些知识的遗产，确有下功夫整理的必要，如此方可重燃故纸之余烬。而沙汰之标准，不能全然以今日学科标准强加于前人，故在以社会学为主的情况下，不完全拘于狭义的社会学学科。
本丛刊共分为四辑：第一辑主要包括社会学原理及构成，凡20部；第二辑以社会学史及社会思想史为主，凡10部；第三辑以人类学为主，也包括少量相关主题的著作，凡20部；第四辑的主题是社会改造与建设，凡10部。共计60部。在各辑的编次原则上，大致按编译时间之先后，又考虑国别、流派和主题分类，而其间不免偶有杂错者。以下依次略述各辑所选书目。
一、社会学原理及构成
以1920年前后杜威与罗素的访华讲学为标志，开启了中国学界系统地译介西方社会学思想的时代。当然，在严格的学科意义上，二人都不能说是“社会学家”，但他们带来的却是真正的社会学意识。罗素和杜威的学说所受欢迎程度很不相同。罗素在演讲中表现出来的贵族式“超然”，让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相当失望，盖因他们面临的任务是救治时弊，甚至是救亡图存。时过境迁，重读罗素在华五大演讲中的《社会结构学》（北京大学新知书社，1921年），今人或许会有不同于一个世纪之前的体味。相比之下，杜威因其实用主义哲学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杜威五大讲演》，北京晨报社，1920年），尽管有胡适等中国学生的加持与鼓吹，但其学说更切合当日中国知识群体的意愿与需求，也是无可置疑的。在此时，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学学说也开始译介进来，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张东荪、吴献书合译的柯尔（G. D. H. Cole）《社会论》（商务印书馆，1922年）。柯尔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其学说基本上脱胎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张东荪是社会主义思潮的早期传播者之一，他选择此书，有其必然性。至于孔德（A. Comte）这位社会学之父，虽然中国学人早已知道他的学说，但其著作的第一次完整翻译，要到1938年才出版了《实证主义概观》（萧赣译，商务印书馆，1938年）。英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霍布豪斯（L. Hobhouse）的著作，也到1934年才有完整的译介，即周作仁所译《社会伦理》（译作“哈蒲浩斯”，立达书局，1934年）。
法国社会学方面的译介，以涂尔干学派为重点。涂尔干著作的第一种汉译本是由许德珩译出的《社会学方法论》（即《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商务印书馆，1925年初版），蔡元培作序，并誉为“近年来最有价值的译本”，由此开始了国人对法国年鉴学派较为系统的介绍。在20世纪90年代新译本问世前，这部译著一直有重要影响。崔载阳留学巴黎期间主攻教育学，翻译《道德教育论》（民智书局，1930年）自是题中之义。涂尔干《社会分工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系由王力翻译。王力留学巴黎大学期间，师从房德里耶斯等人学习语言学。他在1932年归国后不久即将本书译出，并不是纯粹出于业余兴趣，究其原因，以梅耶、房德里耶斯为首的历史语言学派与涂尔干学派不仅有着深厚的交往，在社会观和语言观方面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瑟诺博司（C. Seignobos）是兰克史学在法国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学说对中国现代史学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本辑所选《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大东书局，1930年）发表于1901年，席米昂（F. Simiand）则针锋相对地发表长文《历史方法与社会科学》（1903年），最终引发涂尔干与瑟诺博司两派数年后的著名论战。考虑到此书的重要价值，也一并收入，有助于理解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观点之异同。布葛来（C. Bouglé）与纳富尔（J. Raffault）合著《社会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36年），是为了给师范学校学生作教材之用而编纂，不限于狭义的社会学学科，广泛介绍了近代以来的诸家学说，举凡与经济、政治、道德、风俗、宗教、艺术等“社会生活”有关的领域无不涉及，而又以涂尔干社会学的眼光加以审视，置于历史发展的总体框架中依次叙述。马克斯·韦伯（译作“马克思·威培”）的名著《世界的社会及经济史大纲》，系周咸堂据奈特（Frank H. Knight）英译本、并参照日人黑正严的日译本译出，1934年由京华印书馆（局）印行。这个译本似不如另一种译本《社会经济史》（郑太朴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流传之广，却是韦伯著作的第一个汉译本，因此在研究韦伯学说传播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派克社会学论文集》（燕京大学社会学会，1933年）是为了纪念美国芝加哥学派领袖罗伯特·派克1932年受吴文藻之邀来华讲学，由派克本人的几篇演讲加上燕京大学师生的多篇介绍文章集合而成，其人文区位学的思想对中国现代社会学有不可估量的影响，此是目前社会学界所熟悉者，故略为提及，不需赘言。
在社会经济领域，本辑选了两部译著为代表。第一部是日本学者金井延的《社会经济学》（群益书社，1908年），此书译介时间甚早，译者系留日学生陈家瓒，紧随严复之后，考其译述大旨，亦相去不远。陈氏尝师从金井延，又译其以保守社会政策为主的著作，实有应对“我国民欲与列国以经济竞争相抵抗”之时代需要的考量，而其总体意图固当超出于狭义的经济领域。第二部是龙家骧译介的法国涂尔干学派莫尼尔（René Maunier）的《社会学与经济学》（中华书局，1932年），莫尼尔主要从事北非殖民地社会学研究，坚持法国年鉴学派的宗旨，将“法律的，道德的，宗教的，语言的，艺术的，技术的诸现象”统统视为“社会现象”（见“译者序”），主张研究经济现象时必须同时考虑上述各个方面，很不同于一般所谓社会经济学的路径。
日本学者关荣吉所著《文化社会学》于1929年出版，次年即由张资平、杨逸棠译为中文（乐群书店，1930年）。本书对德国新兴的文化社会学思想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如宗教社会学（马克斯·韦伯和恩斯特·特洛尔奇）、世界历史形态学（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知识社会学（马克斯·舍勒）和历史社会学（阿尔弗雷德·韦伯）等。从译者序言可知，他们译介此书的目的多少与对“极端的国家主义”之反思有关。《知识社会学》（1946年）系李安宅根据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译作“孟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英译本第五章“知识社会学”译出，这也表明了张东荪、李安宅等人当时对于语言、思想及其产生和运用的关怀。
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译作“麦铎格”）的《社会心理学绪论》（商务印书馆，1922年）由刘延陵译出，是国内学界最早译介的西方社会心理学专著，嗣后很快便有了中国学者如陆志韦、潘菽等人自撰的著述。自清末民初以来，心理学自然牵涉到“国民性”改造等时代问题，“国民教育”是当时知识界关心的主要领域。在法国方面，已有崔载阳所译涂尔干《道德教育论》，而在造成的社会影响方面，民国学人介绍更多、更全面的则是美国相关著作，如陈启天曾于1925年译介为此分支学科立名的史密斯（W. R. Smith）《教育社会学导论》，但仅译半部即止。故本辑选取了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彼得斯（C. C. Peters）《教育社会学原论》为代表（商务印书馆，1935年）。从译者鲁继曾所作“附言”可知，其译介的目的在于“教育建国”“民族心理与环境之改造”。
至于“艺术与社会”的主题，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多有译介，显然与当时“文艺革命”思潮有极大的关系，尤其以俄国和苏联作者的著述为多，而以“艺术社会学”为名者，有弗理契的《艺术社会学》（有刘呐鸥等多个译本）、《艺术社会学地任务及问题》（冯雪峰译本）等，然论及水平，则参差不齐。本辑选取了美、法学者的两部译著为代表，一部是美国维克多·卡尔佛登（V. F. Calverton）的《文学之社会学的批评》（华通书局，1930年），与此前在中国文艺界流行的美国左翼作家厄普顿·辛克莱文学理论相比，卡尔佛登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显然有更强的社会学风格，由此亦可见到中国当日文艺界对于文学的社会学观点越来越深入的趋势；另一部是法国让·马利·居约（Jean-Marie Guyau，译作“居友”）的《从社会学见地来看艺术》（大江书铺，1933年）。自伊波利特·丹纳开始，法国文学与艺术史家似乎天然地拥有了一种社会学的眼光，而居约是在丹纳之后继起的代表性作家。不仅如此，居约还是“失范”（anomie）这个概念的提出者和定义者，对涂尔干有重要影响，后者曾专门写过居约著作《未来的非宗教》的书评。
二、社会学史及社会思想史
经过十余年的译介工作，中国社会学家对于西方社会学的流派、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已经相当熟悉。从1930年左右开始，出现了不少系统介绍西方社会学史和社会思想史的译著，这既是出于社会学教学的需要，也可以看作是此前按照单个作者和单独著作译介的进一步延续。其次，也大致从此开始，社会学中的社会主义思潮也开始大规模介绍进来，尤其是从苏俄和日本学界引进的译著最为突出。
在法国社会学史方面，本辑收入马塞尔·狄亚（Marcel Déat）的《法国现代社会学》（北平建设图书馆，1931年）。杨堃很看重本书，故将之特别译出。狄亚述法国社会学思想源流，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始，中经圣西门、孔德诸贤，而至于涂尔干卒有大成。如果说布葛来与纳富尔《社会学原理》之长处是不惮繁复，可作一种思想史资料长编使用，则本书之长处在于以极短的篇幅，“用最经济、最简明的字句”而“提纲振领，将法国现代社会学底布局，布置得醒心豁目”。即使以今日眼光视之，仍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德国社会学史方面，本辑收入黄文山（本书署为“黄凌霜”）所译阿柏尔（Theodore Abel）《德国系统的社会学》（华通书局，1932）。此书主要介绍四家有代表性的学说：新麦尔（Georg Simmel，今一般译作“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飞尔康特（A. Vierkandt，今一般译作“菲尔坎特”）的现象社会学、魏塞（Leopold von Wiese）的行为社会学和韦伯的理解社会学。黄文山为本书写了长篇译序，可从中看出他对于“文化社会学”的理解与追求。
美国社会学家撰写的社会学史，也以黄文山所译索罗金（Pitirim Sorokin）《当代社会学学说》（商务印书馆，1935年）为出色。此书是黄文山游历美国时遍览诸家后有意的选择。孙本文为之作序，总结本书长处有四，而“搜罗宏富”“注重事实”是尤为突出的特色，于各家学说兴衰之过程、缘由皆有所述。黄文山在北大哲学门时受其师梁漱溟的思想浸染最深，在迻译本书的同一年，参与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而引发新一轮的中西文化论争。黄氏治学之追求，可见于其为本书所作“译者序”：“或以大地山河，端由心造，‘我思故我在’，所以重思之士，又由物的观察，移到心的研究，以内省的态度，探索自心的结构与作用。”看似评述社会学说之历史，实是坚守“文化”主张之自道。黄文山日后赴美，与社会学、人类学诸名家多有交往，其学说又影响到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文化学”体系的建立，正可谓其来有自也。
以上数种著作之旨意，皆偏重于叙述现代社会学思想之兴起与概要，盖当时的社会学概论类著作，凡涉及20世纪以前诸家，也以服务于今日之说为目的。而瞿菊农所译爱尔乌德（Charles Ellwood）《社会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6年）一反通常写法，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路写下，举凡欧洲伟大思想家无不包罗，专门叙述20世纪的社会学学科成立之前的“社会哲学的故事”。爱尔乌德在自序中主张，不应像有些社会学家所说的那样“划清哲学与科学（案：即社会学）之界线”，又引佛林脱之语云“只有科学努力成为哲学的才能发达，犹之哲学须努力成为科学的才能发展”，在当日实为卓见。
日本学者所作社会学史及社会思想史，尤为关注“近世”。唯“近世”一词，似乎并不严格遵循日本史学家的界定，大概相当于“近代”的通常含义，即以18—19世纪为主要的时段。本辑所选远藤隆吉《近世社会学》（泰东图书局，1920年）即是一种代表之作。远藤隆吉吸收德国学人的观念论以治中国和日本思想史，由此书可窥见其吸收欧洲社会学思想的大概形貌。本书先述英、法、德诸家社会学思想，又据此提炼出“意志”之论，并论及意志结合的组织种类和结果。远藤隆吉对蔡元培、章太炎等人颇有影响，如后者便曾借其语非难孔子而为革命张目。其次，如波多野鼎所说：“广义的社会思想，是以社会问题作为对象的一切思想。……狭义的社会思想即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本辑所选几部译著，其作者虽未必全是左派，但多有自由倾向，国人对其著述的译介在客观上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中国学人的接受偏好。波多野鼎有多部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并有较大影响，如《现代经济学论》（彭迪先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其社会思想史方面的著作，除了本辑所选徐文亮译《近世社会思想史》（开明书店，1928），尚有《社会思想史概论》（杨浴泉译，北新书局，1929年）。《近世社会思想史》全面概述了四种社会思想，而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为主，即“空想的社会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小泉信三《近世社会思想史纲》则更为全面，在简明介绍了“社会主义”以后，又依次分国别叙述了英、法、德、俄的社会思想以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评述各家学说时并不脱离史实而予以抽象的描述，从而更为生动、深入，如“法国社会思想”篇，即从讲述法国大革命开始，次述由此造成的普罗列塔利亚（prolétariat，即“无产阶级”）与共和主义的联盟，然后是二月、六月革命及巴黎公社及其思想的产生缘由，最后叙述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最终促成产生了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河上肇是日本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在中国最广为人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有20余部著作被译成中文，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标志着河上肇从经济史转向唯物史观的关键环节。正是在翻译此书（商务印书馆，1925年）的过程中，郭沫若逐步转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在苏俄方面，本辑选择了两部著作。第一部是普列汉诺夫（译作“朴利汉诺夫”）的《俄国社会思想史》（孙静工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在这位俄罗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政党创始人之一的著述中，《俄国社会思想史》是用力最久、篇幅最大的三卷本巨著，虽然是未竟之作，却是他公认的代表性作品。孙静工译本的初版只印出了上、中册，下册要到1990年才出版补全本书。本书立意高远，视野恢宏，迥然不同于以往常见的思想史写法，从不孤立地描述哪一种社会思潮，而是将之放入各种政治力量与社会制度的复杂关系，以此呈现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过程，从而真正实现了他对于马克思思想的理解与总结：“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决定社会思想的发展。”第二部是萨孟武译的波格丹诺夫（von A. Bogdanow,译作“波达诺夫”）的《社会主义社会学》（新生命书局，1929年）。选择此书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在20世纪二十年代，波格丹诺夫的著作主要由共产党人译述，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利器，除了本书的另一种译本（即陈望道、施存统合译《社会意识学大纲》，大江书铺，1929年），尚有施存统所译《经济科学大纲》（大江书铺，1929年）。而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应用的归纳法、统计法、抽象分析法，也多有取法于波格丹诺夫的这两部著作。迨至20世纪三十年代，随着社会史论战的展开，波格丹诺夫的学说又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陶希圣等人吸收了唯物史观，以波格丹诺夫“商业社会”之说论证了中国社会的独特性质，吕振羽、翦伯赞则指斥波格丹诺夫的学说歪曲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但另一方面，正如王礼锡所说，这一场社会史论战，“都是唯物的内部的争斗，没有唯心论者插足的余地”。
三、人类学
民国期间的人类学既可以视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又与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学形成了交叉。从科系设置而言，只有国立中央研究院设立了以院长蔡元培为组长的民族学组，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少数几所高校设置了人类学系。社会学与人类学不分家的传统，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学科格局。
中国学者的人类学概论类著作，第一部是陈映璜撰写的《人类学》（北京大学丛书之四，1918年），而较早且知名的译著类当属日人西村真次《人类学泛论》（张我军译，神州国光社1931年）。我们选取了英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马雷特（R. R. Marett）的《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是吕叔湘赴英留学前所译。他翻译这类在当时已被视为“旧派”人类学的著作，固然是出于“人之研究”的业余兴趣，但究其实质，与王力译涂尔干《社会分工论》同出一理，语言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及心理学皆有相互的内在关联。马雷特尤为注重心理学，在发挥其师爱德华·泰勒的泛灵论基础上另出新说“前泛灵论”，对当日人类学、宗教学等发生了重要的影响。相比之下，泰勒的另一个门生詹姆斯·弗雷泽（J. Frazer）在中国学界影响更大，尤其是他在《金枝》中归纳的巫术及其心理原则，普遍为当日学者奉为圭臬。但此书卷帙浩繁，并没有中译本。李安宅选译的《交感巫术的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31年）实为《金枝》第二章，主要论述巫术的两种原理，是当时中国学者能够直接读到的唯一译文，可谓功莫大焉，郑振铎诸人的中国上古神话研究即直接受益于此。
弗雷泽的研究在总体上仍然是一种“摇椅人类学”，但他实际上在推动英国人类学实地调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海顿（A. Haddon）先是在1888年前往托雷斯海峡的生物学考察中转向了人类学，10年后又同里弗斯（W. H. R. Rivers）、塞利格曼（C. Seligman）等人发起了托雷斯海峡探险考察，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体实地调查，说这次考察是英国人类学科学的第一个自然实验室亦不为过。这个由生物学家、医生、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组成的团队为英国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更不用说“田野工作（fieldwork）”一词也是由海顿从博物学中引入人类学的。这次考察的集体成果整理出六大卷民族志，而海顿的个人记录成果在1901年出版，即本辑所选的《南洋猎头民族考察记》（商务印书馆，1937年）。里弗斯（译作“利维厄斯”）《社会的组织》（商务印书馆，1940年）更是体现出鲜明的“社会人类学”特色，着重从社会结构和组织方面系统地呈现了“原始社会”的亲属关系与婚姻制度、家庭、财产、秘密结社、职业和阶级等，最后描述了这种社会类型在人类总体政治进程中的角色，从材料而言，本书并不限于澳洲和东南亚，还包括美洲和非洲等地的民族志材料，但托雷斯海峡考察无疑构成了其经验感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当然，英国人类学田野时代的真正到来要到20世纪二十年代，以马林诺斯基的新几内亚考察为代表，尽管马氏本人多少夸大了其田野工作的价值，但其划时代的功绩仍是无可置疑的。这也是最能引起中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兴趣之所在。与马氏同时的拉德克里夫—布朗也是功能主义人类学的主要代表，并且在安达曼群岛做过田野考察，但其调查方法仍近似于上一代的海顿等人，且其学术理论追求又深受涂尔干的影响。马林诺斯基的田野取向则正好合乎吴文藻等人的学术旨趣。在吴文藻于1935年秋邀请布朗来华讲学前，马氏著作《蛮族社会之犯罪与风俗》已由法学家林振镛译出，即本辑所选版本（华通书局，1930年），其兴趣显然在于法律本身。李安宅所译《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商务印书馆，1931年）是马林诺斯基在原始宗教研究方面的代表作。后来，费孝通又将他离开英伦归国前马氏所赠的《文化论》书稿译出（商务印书馆，1940年初版），考虑到此书后来多次再版，故不再收入。
众所周知，功能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主要得益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相比之下，辅仁大学则是另一个往往容易被人忽略的民族学重镇，说是自成一派也毫不过分。辅仁大学民族学与民俗学研究群体以贺登崧（W. A. Grootaers）、司礼义（Paul Serruys）、叶德礼（Matthias Ede）等人为首，推重德奥传播学派思想，主要在华北各地开展调查，尤为注重历史地理学和语言学方法，并以《辅仁学志》《华裔学志》《民俗学志》等刊物为阵地发表了大量的丰硕成果。本辑所收萧师毅、陈祥春译施密特（W. Schmidt）《原始宗教与神话》（辅仁大学印书局，1948年；原书名为《比较宗教史》）即是足以体现该学派旨趣的一部代表作。施密特于1937年应邀到辅仁大学讲学，此书即是他亲自向辅仁师生提议翻译。施密特学说之根源往上可以追溯至德国民族学家格雷布纳（R. F. Grebner）的文化史和文化圈理论。
在法国方面，本辑选取了列维—布留尔（L. Lévy-Bruhl）的《风俗科学与伦理学》一书（商务印书馆，1943年）。列维—布留尔是成名已久的哲学大家，写作此书时尚未转向民族学，但已经可以看到涂尔干学说的影子。本书所说的“风俗（mœurs）”并非狭义的“民俗”，而是远承百科全书派伏尔泰等人的“风俗论”，近接涂尔干的“道德科学”或曰“风俗科学”，是当日法国学者将传统哲学改造为实践伦理学的一个缩影。至于专门的民俗学著作，则以英国民俗学家瑞爱德（A. R. Wright）《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为代表，此书由江绍原编译（中华书局，1932年），体现了北京大学国学门一些同仁在1920年扩展研究范围和视野的努力。译者又在正文后面译出八种民俗学附录，包括《大英百科全书》等工具书中的相关条目，以及民俗学术语的讨论等内容，对于普及当时尚弱的民俗学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此外，我们又选择了另外两部译作，可以分别代表法国社会学派关于两种古代文明（即中国和埃及）研究的成就：一是乔治·达维（G. Davy，译作“德斐”）与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摩勒（A. Moret）合著的《近东古代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原书名为《从部落到帝国：原始社会和古代东方的社会组织》，主要以古埃及文明为研究对象。此书集中展现了涂尔干学派的广阔视野，以社会学的眼光重述各种古老的社会与政治制度，可称作历史社会学的一部代表作。一是以中国文明为研究对象，有葛兰言（M. Granet，译作“格拉勒”）《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中华书局，1933年），主要从社会制度（如“图腾制”）着手解读中国上古的神话传说，也足以代表当时世界神话学研究的最高成就。此书系李璜受徐旭生委托译述，并非原文翻译，而是做一种大意的概括，且大致只限于转述原著第一部分的内容。不过，李璜也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葛兰言治学方法的独特之处，最后又附有葛兰言的导师沙畹所作《法国汉学小史》和《法国汉学重要书目》，对于当时人们了解法国汉学研究史，并纠偏当时中国学者对于葛氏学说的误解，颇有价值。说到葛兰言等社会学家所涉及的“图腾制度”，本辑所选的胡愈之译《图腾主义》（开明书店，1932）很有代表性的意义。原书作者倍松（Maurice Besson）不知为何人，推测当是法国一位不太知名的通俗作家，且此书称不上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而是面对大众的读物，也缺少英、法学界之外如德语的相关文献，不过在介绍当时的图腾制研究方面相当简洁而全面。本书虽是一部通俗之作，在中国学界影响却不小，盖因“图腾”之名虽已广为人知，对于其具体内容却缺少详细的相关人类学著作，故一经出版便迅速流传，而所谓“宗族图腾”“性别图腾”和“个人图腾”等名目从此人人皆可谈论。
霭理士的《性心理研究录》第六卷“性与社会”，潘光旦从中选译了两篇，分别以《性的教育》与《性的道德》为书名出版了译本，本辑选择了后者（青年协会书局，1934），因正如潘光旦在“译者序”中所说，“性教育效果所及，以个人方面为多，性道德的，则以社会方面为大。”面对性别平等及女性解放的时代使命，潘光旦选择先译此二篇，是很合理的。弗洛伊德与霭理士的性意识研究，是从一个前所未有的幽暗角度思考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与前景，在这一方面，本辑所选汪馥泉译日本学者的《初夜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北新书局，1929年）。“初夜权”是一个聚讼已久的话题，或以为是真实的历史，或以为是虚构的传说，相关争论甚至一直到当前仍未完全消歇。原著者不知为何人，署名为“文学士二阶堂招久”，或为某位不愿署名的学者，亦由此可见谈论此类话题之难处。无论“初夜权”起源究竟为何，围绕此话题生发的想象与争论，恰好可以从人类婚姻制度及其仪式的角度作为一个窥见文明思想史的独特角度，放在今日仍有价值。
在人类婚姻制度方面，本辑选取了王亚南译的芬兰人类学家韦斯特马克（E. A. Westermarck）《人类婚姻史》（神州国光社，1930）。韦斯特马克的研究一经发表便引起轰动，其重要性无需在此赘言。唯应稍作说明的是，此书出版于1926年，实际上应称作《人类婚姻简史》，是作者在1891年发表的三卷本《人类婚姻史》基础上缩写而成的简本，然而全书的基本论据和观点皆已经包含在内。弗朗兹·缪勒利尔（Franz Müller-Lyer）为德国社会学家，原本谋划撰成《人类进化之阶级》（Die Entwicklungsstufen der Menschheit）十二卷，以所谓“变相法（Phaseological method）”探寻人类演化之总体规律和方向，惜乎生前只完成七卷，本辑所选王礼锡译《家族论》为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叶启芳译《婚姻进化史》为第五卷（商务印书馆，1935年），而此前陶孟和已将第二卷译出，更名为《社会进化史》（商务印书馆，1924年）。这两卷的翻译——当然也包括前述王亚南所译《人类婚姻史》——正值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期间，王亚南、王礼锡诸人皆是参与其中的重要学者，王礼锡主编《读书杂志》又是论战的核心阵地，这是应当指出的一个大背景。王礼锡在《家族论》“译者序例”开头即引申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谓“世间一切事象与学问只是一部历史哲学——所谓诸学之学的——不过是历史的法则”，明显是为这场论战准备历史与思想的素材。这也大致构成了这一时期同类译著的一种思想背景。沙尔·费勒克《家族进化论》（大东书局，1930）的译者是许德珩（本书署名为“许楚生”）。许德珩似乎没有直接参与论战，但他既为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又是亲译涂尔干著作的资深社会学家，在此时选译这样一部不算多么出色的作品，无疑是为马克思主义阵营助阵，因沙尔·费勒克并非法国的有名学者，若按照纯粹的学术标准考量，大可不必作如此选择。费勒克叙述两性关系、婚姻制度与家族发展史，基本以摩尔根和恩格斯的思想为总纲，具有十分鲜明的左派色彩。当然了，这场论战不能说是当时人的唯一考虑因素，毕竟，家庭革命与妇女解放等时代要求是一个长期而基本的因素。在这方面，美国教育学家顾素尔（W. Goodsell）所著《家族制度史》（开明书店，1931年）便是一个例子，如译者黄石指出的，本书不算家族史方面“最好的著作”，但持论公平，“不偏不倚”，是本书的独特之处。同时，顾素尔作为一个女性教育工作者，带有鲜明的女性视角与实践感受，她关心的是家庭改造问题，无疑应合了民初以来的时代需要。
自清末民初起，中国学界即开始注意勒庞的学说，而大致从1920年前后起，其著作多有译介，影响甚大。本辑收入勒庞（本书译作“赖鹏”）《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商务印书馆，1935年）。勒庞对于群众心理的描述，不同群体可谓是各取所需。从本书的两篇译序，正可以从一个特别方面窥见这种复杂的阅读与接受反应。译者张公表，未能查得为何人，他译本书的出发点是有感于当日国弱民贫的现状，但他服膺勒庞的民族心理学说，却认为“国人心理上之最大错误即将国家命运希望于侥幸的偶然现象，或外部环境，尤特别存一种依赖政治制度之心，不注意于民德民智之增进”。在译者序前，又有何鲁（字奎垣）所作“序”。何鲁是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也是著名数学家和教育家，对勒庞的心理学并不陌生。在他看来，勒庞心理学说中虽有一部分“颇能成立”，但其余的“则颇有偏见”，这实际上指勒庞学说之根底在于种族主义的思想，针对张公表“莫办法”的错误心理，他指出，从“历史上的兴亡盛衰”大势来看，国人“当然要立于人皆平等的原则”，发愿“去建一个和平光明的世界”，如此则必有“民族光明出路”。
四、社会改造与建设
作为一门天然面向现实生活的实证科学，社会学自然在中国的社会改造与建设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清末民初至于1949年，中国社会学家的调查和社会服务工作涉及社会生活每一个的方面，如家庭问题、农村建设、慈善与救济、宗教、妇女、儿童、劳工、教育、疾病卫生、犯罪、边疆建设等。与此相配合的是，相关的译介工作也十分出色，而且大量译著和译文都带有向社会普及的色彩，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赵廷为、王造时所译的爱尔乌德《社会问题——改造的分析》（商务印书馆，1922年），是一部较早翻译的著作。两位译者当时尚是青年学生，王造时又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当是有感于时政与社会问题而作的翻译工作。本书起因于爱尔乌德对于“一战”战后西方文明问题的反思。他指出，19世纪的梦想已经破灭，而此次战争“不过把我们文明基础的若干腐点暴露出来罢了”，因此，西方社会面临的任务是如何改造“精神”和“制度”，而“文明的重要根基，时常在于个人之心的态度及所意识的价值”。这对于身处战乱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爱尔乌德之论足以引起特别的共鸣，如在如何改造的问题上，爱尔乌德认为尤需确立一种新精神、新价值，这比之新经济制度还要重要。同样，宋桂煌译詹姆斯·鲁滨孙（J. H. Robinson）《心理的改造》（商务印书馆，1931年），显然也有类似的关怀与希望。鲁滨孙是“新史学派”的领袖，倡导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同时以积极的人生态度介入现实问题，“写历史是为了看清今天的世界”，如他在结论中所说：“我们必得时时注意新的危难与困厄者。若以从前所视为已固定者为固定，则现在实没有一事有固定的趋向，其理由甚为简单，即知识不免要继续增加，而改变世界，使我们不得不有以应付之。所能固定的事物，只有心的态度，与固定的期望，以及人生今后必须依循的规则。”
在当日的中国，贫穷是最大的问题之一。需要指出，无论在解决乡村贫穷，还是在乡村建设方面，如晏阳初这样身份的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本辑中选了赫娄·哲密孙（Hurry Gamieson）所著《贫穷之漩涡》一书，译者许善斋、莫安仁（Evan Morgan）、周云路皆与山西大学堂译书馆有关，翻译之初衷当然是“解决中国贫穷之厄”。本书大概是最早引入中国的西方反贫困著作。哲密孙将贫穷称为“致命的病”，认为穷人受制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乏。“贫穷”这个话题直接牵涉中国当时面临的人口与生存问题。在这一方面，本辑选了两部著作，一是现代人口学的奠基之作，即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郭大力译，世界书局，1933年），一是社会学研究人口学派的开创者坦蒲生（W. Thompson,今一般译作“汤普逊”)的《世界人口之危机》（陈浴春译，民智书局，1934年）。
在农村问题方面，本辑选择了日本学者那须浩《农村问题与社会理想》（神州国光社，1930年）。此书出版的时间，正值梁漱溟主理河南村治学院，又即将创设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之前。那须浩看待农村问题，不认为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有其特殊理由的文明问题，盖因“农村问题，以农村地域为中心，在此地域上所发生的经济、政治、教育、社会生活等诸般事项，而以有机的社会学的研究为必要”。这种认识与中国知识分子遇到的现实情况有相当的切合性。从更大背景而言，有两点值得注意，一者，在国内由于政治与军事斗争的原因，土地改革等成为朝野上下公认的重大议题；一者，则是1929年爆发的世界农业危机。因此之故，各种专门讨论农村问题的专门期刊或专栏应运而生，杨开道等人意识到“中国农民问题不单是农民问题，而是农村问题，不单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由此开始了学术的转型。当然，中国也面临着如何建成一个工业社会的问题，这也是社会学学说本身的题中之义。自清末以来，实业救国论盛行一时。随着机器工业的发展，工业生产、劳资关系等方面的弊病开始显现，而知识分子也意识到，防范西方社会中出现的“资本主义之流弊”已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尤其是工人运动的兴起，是当时各界不得不正视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在这一方面，塔尼（R. H，Tanney）所著《近代工业社会的病理》（商务印书馆，1928年）描述工业社会必然造成的各种弊病，此书的译介可谓适得其时。译者吴之椿曾经在美、英、法求学、游历，并在1917年译过《德国实业发达史》，此书中以德、英两国工人阶级待遇的对比指出工人的待遇与福利问题。
唯物史观的崛起可以说是为民国学人的认识论和知识体系奠定了最大的一块基石，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政治派别与意识形态而成为一种共识。在借鉴、评判西方经济社会学学说，以及看待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前景方面，对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W. Sombart）的译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本辑收入了桑巴特的三部著作。与韦伯著作的译介相比，民国学人对桑巴特的介绍更为系统。第一部《经济学解》（译作“宗拔”，商务印书馆，1936年），由经济史和农业史学家王毓瑚译出。此书出版于1930年，原名《三种国民经济学：经济学研究的历史与系统》，梳理了自亚当·穆勒以来的经济学发展谱系，总结出三种国民经济学的类型，即“指引型的国民经济学”(die richtende Nationalökonomie)、“整序型的国民经济学”(die ordnende Nationalökonomie)与“理解型的国民经济学”（die verstehende Nationalökonomie）。本书的出版也标志着桑巴特与韦伯在“理解社会学”意义上的最终合流。桑巴特的另外两部代表作，分别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核心主题。《现代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1936年）发表于1902年，是桑巴特早期的代表作。译者李季，1920年参与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留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经济系，归国后先后担任上海大学和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社会学教授。李季翻译此书，除了有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立场而作批判的考虑，还特别提到了桑巴特在本书中的一个预言：“中国人的资本主义……不复是‘现代资本主义’……它的形象带有欧美资本主义的某些特点，但在本质上将和我们的根本不同，因为它是站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若用艾森斯塔特的术语来说，这实际上已经注意到了“多元现代性”的可能性。另一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春潮书店，1930年）译者刘侃元，也是一位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左派知识分子。原书是桑巴特在1896年七场演讲的结集，初名为《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流传范围很广，是当时了解社会运动的重要指南，译者系从日文本转译，所用的版本则是第八版。本书的版本问题不仅牵涉桑巴特自己的政治与学术思想转变，也牵涉译者对于桑巴特学说的评价与取舍。从这两部译著的介绍与接受，可以观察见证到历史唯物史观在中国知识群体中的崛起过程。
一部好的学术史应当是“活”的，方可由故纸堆中，生出有神之笔。这样一部学术史，首在文献整理的工作。整理工作之难，又在于如何把握学术大势。而所谓大势者，断不能脱离于每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动态，半个世纪间的政治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学形貌的变迁格局。譬如唯物史观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自20世纪初开始，可谓起于青萍之末，此后随着译介的全面展开，唯物史观社会学的各种流派及其思想纷纷传入。经过各种知识群体的辩论与吸收，如东西文化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等，唯物史观又在不同群体中现出分化之势，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最终在历史的主导下和诸家思想的分合中脱颖而出。
其次，更具体一点说，整理者面对的，不止是泥沙俱下、如何选择的问题。专门的学科眼光固然重要，但不能只取专业的尺度，更要考虑各种时代的、群体的甚至是个人的因素。有中心之学，亦有边缘之学，然而是否有流传于世的价值，则又不全然取决于当日之中心、边缘。更何况，举凡每一部译作，作者自然有其本意，译者的选取则有自身的考量，而读者的反应又可能不同于作者与译者。每一种学说固然有其自主性，而由此自主性及其接受之中，又会生出多少的具体变化。限于序言的性质与篇幅，对于本丛书的每一部译著，只能略为点出，稍作勾连。
最后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近代国人所译的西方社会学文献，专门译著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有大量译文发表于各种专业的、综合的或通俗的刊物，同样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学知识和观念体系的基石，且往往更有激扬人心、针砭时弊的即时之效，唯因搜寻、筛选不易，系统的盘点尚有俟来日。
附书目：
第一辑 社会学原理及构成
1．《实证主义概观》，[法]孔德著，肖赣译。
2．《社会伦理》，[英]哈蒲浩斯（霍布豪斯）著，周作仁译。
3．《罗素五大讲演·社会结构学》，[英]罗素著。
4．《杜威五大讲演》，[美]杜威讲演，胡适译。
5．《道德教育论》，[法]涂尔干著，崔载阳译。
6．《社会分工论》，[法]涂尔干著 ，王力译。
7．《社会学方法论》，[法]涂尔干著，许德珩译。
8．《世界的社会及经济史大纲》，[德]威培（韦伯）著，周咸堂译。
9．《派克社会学论文集》，[美]派克著。
10．《社会论》，[英]柯尔著，张东荪、吴献书译。
11．《社会学原理》，[法]布葛来、纳富尔著，高达观译。
12．《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法]瑟诺博司著，张宗文译。
13．《社会心理学绪论》（上、下册），[美]麦铎格著，刘延陵译。
14．《社会经济学》，[日]金井延著，陈家瓒译述。
15．《社会学与经济学》，[法]莫尼尔著，龙家骧译。
16．《文化社会学》，[日]关荣吉著，张资平、杨逸棠译。
17．《知识社会学》，[德]孟汉（曼海姆）著，李安宅译。
18．《教育社会学原论》（上、下册），[美]彼得斯著，鲁继曾译。
19．《文学之社会学的批评》，[美]维克多·卡尔佛登著，傅东华译。
20．《从社会学见地来看艺术》， [法]居友著，王任叔译。
第二辑 社会学史及社会思想史
1.《当代社会学学说》，[美]索罗金著，黄文山译。
2.《法国现代社会学， [法]狄亚著，杨堃译。
3.《德国系统的社会学》，[美]阿柏尔著，黄凌霜译。
4．《社会哲学史》，[美]爱尔乌德著，瞿菊农译。
5．《近世社会学》，[日]远藤隆吉著，覃寿公译。
6．《近世社会思想史》，[日]波多野鼎著，徐文亮译。
7．《近世社会思想史纲》，[日]小泉信三著，张资平译。
8．《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日]河上肇著，郭沫若译。
9．《俄国社会思想史》（上、中册），[俄]朴利汉诺夫（普列汉诺夫）著，孙静工译。
10．《社会主义社会学》，[俄]波达诺夫著，萨孟武译。
第三辑 人类学
1．《人类学》，[英]马雷特著，吕叔湘译。
2．《风俗科学与伦理学》，[法]布律尔（列维—布留尔）著，黎东方译。
3．《社会的组织》，[英]利维厄斯（里弗斯）著，胡贻谷译。
4．《南洋猎头民族考察记》，[英]海顿著，吕一舟译。
5．《近东古代史》，[法]亚历山大·摩勒、乔治·德斐（达维）著，陈建民译。
6．《交感巫术的心理学》，[英] 弗兰柔（弗雷泽）著，李安宅译。
7．《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英]马林诺斯基著，李安宅译。
8．《蛮族社会之犯罪与风俗》，[英]马林诺斯基著，林振镛译。
9．《原始宗教与神话》（《比较宗教史》），[德]施密特著，萧师毅、陈祥春译。
10．《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附法国汉学小史），[法]格拉勒（葛兰言）著，李璜译述。
11．《图腾主义》，[法]倍松著，胡愈之译。
12．《性的道德》，[英]蔼理士著，潘光旦译。
13．《初夜权》，[日]二阶堂招久著，汪馥泉译。
14．《人类婚姻史》，[芬兰]韦斯特马克著，王亚南译。
15．《婚姻进化史》（3册），[德]缪勒利尔著，叶启芳重译。
16．《家族论》，[德]缪勒利尔著，王锡礼、胡东野译。
17．《家族进化论》，[法]沙尔·费勒克著，许楚生译。
18．《家族制度史》，[美]顾素尔著，黄石译。
19．《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英]瑞爱德著，江绍原编译。
20．《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法]赖鹏（勒庞）著，张公表译。
第四辑 社会改造与建设
1．《社会问题——改造的分析》，[美]爱尔乌德著，赵廷为、王造时译。
2．《贫穷之漩涡》，[英]赫娄·哲密孙著，许善斋等译。
3．《人口论》，[英]马尔萨斯著，郭大力译。
4．《世界人口之危机》，[美]坦蒲生著，陈浴春译。
5．《农村问题与社会理想》，[日] 那须浩著，刘钧译。
6．《近代工业社会的病理》，[英]塔尼著，吴之椿译。
7．《心理的改造》，[美]鲁滨孙著，宋桂煌译。
8．《经济学解》（4册），[德]宗拔（桑巴特）著，王毓瑚译。
9．《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德]桑巴特著，刘侃元译。
10．《现代资本主义》（上、下册），[德]桑巴特著，李季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