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40讲：粮食安全——可持续的集约化是否解题之道？

　　2013年11月21日下午，“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40讲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CIAD报告厅举行。这一加场由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国际发展系教授戈登•康韦爵士（Sir Gordon Conway）带来，主题为“粮食安全——可持续的集约化是否解题之道？”此次讲座还吸引了一些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师生。
　　戈登•康韦曾于英国威尔士大学班戈分校、剑桥大学、特立尼达西印度大学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攻读农业生态专业。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马来西亚的沙巴和北婆罗洲地区工作，成为可持续农业领域的先驱者之一。他于2004年获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2007年获选为英国皇家工程学院荣誉会员。2005年，他被英国皇室授予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爵爵位。2005年-2009年间，担任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国际发展系的首席科学顾问，此前还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及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副校长。他目前还担任英国东苏塞克斯郡副郡长及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等职务。其代表作有《双重绿色革命：解决21世纪全人类的粮食问题》、《以科学创新促发展》、以及新近出版的《十亿饥民：我们能养活世界吗？》。康韦教授现为“改变农业”项目主任，此项目由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提供资助，旨在促进欧洲政府对非洲农业发展的支持。此次讲座内容与“改变农业”项目报告“为非洲可持续集约化而创新”（Innovation for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in Africa）密切相关。
　　康韦教授认为——粮食价格上涨并不断出现峰值、全球大量忍受饥饿以及营养不良的人口、粮食产量到2050年需提高60-100%以养活全世界——是目前我们面临的三个与粮食安全有关的重要挑战。一些人认为人口增长是这些挑战产生的原因，但康韦教授认为饮食结构改变是更重要的原因，随着人均收入上升，对肉类的消费也增多，这要求生产更多的粮食饲料。同时，康韦教授提到气候变化，例如气候变化使非洲粮食生长期减少了5%以上，年平均最高温度在30度以上。最后，土地与水资源短缺和质量下降使得这些挑战更加严峻。因此，为了生产更多的粮食，我们需要集约化。
　　康韦教授紧接着以肯尼亚西部山村一位单身母亲纳玛兰达大婶为例，说明集约化的必要性。纳玛兰达有一公顷的农场，过去由于杂草、病虫害和干旱问题，农业产量在1吨以下，低于家庭生存线，无法养活一家人。如果能够提高土壤肥力，控制杂草和病虫害，种植适应干旱的作物，纳玛兰达的农场可以获得3吨的收成。不但能够满足家庭消费需要，还能将粮食卖到市场获得现金收入。所以，我们需要可持续的集约化——在没有太多新增耕地，水资源也短缺的情况下，用更少的资源生产出更多产品；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可持续的集约化有多种优势，它能够增加产量、收入和营养；在土地和水资源不便或减少的条件下，又有效、更谨慎地使用农业投入；尽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同时增加自然资本和环境服务；加强适应能力；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可持续的集约化路径之一便是精准农业。
　　精准农业的生产方式适用于世界各地，实践形式可能有所不同，原则却是一致的。例如在英国，农民制作农场的肥力地图，将数据输入电脑，在拖拉机施肥时精确地在每块土地上施用特定数量和特定种类的肥料。而在尼日尔，农民用可乐瓶盖计算肥料用量，将肥料施用在靠近农作物的小坑里，在增加产量的同时，避免大规模施用化肥。精准农业有提高家庭生产率、增加自然资本、加强适应能力、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和减少对环境的影响等多重益处。为此，我们需要在国家农业研究中心、国家农业研究体系、各高校、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农民之间建立多重伙伴关系，因为没有哪个机构能够独自承担推行这一生产方式的责任。康韦教授同时认为，实现可持续的集约化需要结合农业生态学、基因工程和社会经济学的多重路径，以此产生持续的生态集约化、持续的基因集约化和持续的社会经济集约化三种形式。
　　接下来，康韦教授对这三种集约化形式进行了解释。生态集约化意味着利用生态原则指导农业实践，体现为混农林、虫害综合治理和有机农业。英国的免耕农业、赞比亚的保护性耕作、中国黄土高原和非洲的梯田都是其中的代表。此外还有在相思树下种植玉米，以掉下的树种作为碳源等；泰国稻田中的蓝绿藻也能够提高稻米产量。康韦教授认为，生态集约化虽然有多种好处，但要求很高的技术和较多的劳动力投入，产量也受限，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基因集约化的原因。基因集约化简单而言，就是将多种有益基因放入一种作物当中，这可以采取传统的育种方式，也可以采用组织培养、应用分子标记辅助选育和基因重组（转基因）的现代育种方式。如莫桑比克的橘瓤红薯，埃塞俄比亚有针对性营养成分的玉米，非洲新米Nericas，乌干达抗萎缩病香蕉和抗干旱的伴侣蛋白基因。社会经济的集约化，意味着利用社会经济的方法提高生产、特别是收入的集约化，在非洲体现为创造市场的重要性。市场一方面指农业投入市场，农民需要有能力购买种子和化肥。市场另一方面指农业产出市场，将农民的剩余收成与市场联系起来，这些市场可以采取农会、合作社、谷物银行、合同农场和承包种植等多种形式。农民需要被组织起来，以获得更高的粮食出售价格，尤其是减少中间商的环节。这里的市场指的是公平、有效、可持续的市场，例如埃塞俄比亚商品交易所和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校园内出现的短链流通的农夫市集。怎样提高规模化、将农民的可持续集约化扩大到更广的层面，则是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康韦教授认为，规模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农会、市场、信息通讯技术和政治领袖。
　　康韦教授当天的讲座与“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以往的内容和其他受邀学者的观点形成了交锋与对话。例如，农民一直实践的就是农业生态集约化，他们真的需要（新）绿色革命向他们教授农业生态集约化吗？（新）绿色革命又确实希望农民来从事农业生态集约化吗？对于社会经济集约化，从以往讲座学者的讲述中，我们已经认识到，在巨大的土地变迁中，由食品帝国、国际市场驱动的资本主义农业的扩张导致了农民的分化和被驱赶离开土地，也让农民失去了种子、土壤和生计，以市场和农业企业为载体的社会经济集约化果真能够改善农业生产与农民生计吗？在基因集约化方面，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是目前国内和国际社会争议颇多的话题，在一项技术的风险尚未定论之前能将其大规模地向大众推广吗？
　　康韦教授的讲座串联起了“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一直以来围绕的农业变迁、食物主权、小农生产等多个主题，他的发言也因此引发了在座听众的热烈讨论。听众的提问涉及到康韦教授发言中的各个方面，包括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不同地区间粮食短缺与粮食浪费的矛盾问题、由分配造成的粮食短缺问题、农业推广中大型种子公司对种子的垄断、中国在非洲的农业投资现象等等。康韦教授也对这些问题进行简短的回应和解答。（徐思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