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二十一讲：从理论与民族志视角再论发展研究的行动者方法

【农政与发展20】诺曼•龙：从理论与民族志视角再论发展研究的行动者方法

行动者为导向的方法是发展社会学中重要的理论框架之一。这一方法最早起源于曼彻斯特学派，它强调发展意义被生产和谈判的方式，以及发展过程与互动如何对其中不同的行动者产生不同的影响。在2012年11月1日举行的“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二十一讲中，作为这一方法的首倡者之一，来自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诺曼•龙教授发表了题为《再论发展研究的行动者方法》的演讲，结合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实例阐述了对行动者导向研究方法一些新的思考。

诺曼•龙教授的演讲主旨在于重申在对发展政策与发展干预的分析中采用以行动者为导向分析方法的必要性，以澄清一些关键问题，解释如何在这一分析框架中理解社会行动者、组织实践、文化语库、制度/结构限制等概念，并考察“社会界面”这一概念在对政策叙事和计划干预进行诠释时的重要性。诺曼•龙教授首先界定了“行动者的视角”和“社会界面”这两个关键概念。“行动者的视角”强调了“人的能动性”及自组织过程的重要意义，强调“内部”与“外部”因素和关系的相互影响；而“社会界面”概念则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解释工具，可以用于界定和分析社会组织不同场域或层级之间彼此叫交错的关键点。由此可以构建行动者为导向方法的一个概念框架，诺曼•龙认为这一方法始于一个简单理念：在相同或相似的环境中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形式。因此行动者为导向的方法主要任务在于了解并总结不同的行动者策略和行为逻辑的特点，这些策略与逻辑发生的条件，它们之间如何彼此勾连，它们在解决问题时的适用性或有效性，以及它们带来的更为宽泛的社会结果。而行动者为导向的分析方法主要优势便在于它旨在分析行动者具有的、能够影响和改变社会与物质世界以及生计和身份的诸多能力，这些能力不会轻易湮没于的日常生活的琐事中。

对于“界面”的概念诺曼•龙教授列举了一些相关要素，他认为界面是互锁关系和意图的有组织的实体，是矛盾、对立和谈判的地点，文化范式在此发生冲突，因而“界面”也是认知过程的中心，它是由多重话语所组成的，而其中权力是针对意义和战略关系的斗争结果。诺曼•龙主张采用“社会界面”的视角去观察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并运用能动性理论来解释这一过程。因为社会行动从来都不是个人或自我的行为，而是与其他行动者共同发生或共同转化的行为，能动性理论的基础便是行动者对于自身经验的加工、遵循以及对他人经验的习得。社会行动及对其的解释具有各自具体的背景，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这种社会与制度制约不能被简化为一般的社会范畴以及阶级、性别、民族等等级。“边界记号”针对特定领域、（社会）舞台和行动场域，因此不能以一种先入为主的态度进行分析；意义、价值和理解由文化建构形成，又被进行不同的应用与解释，因此，“地方”不应被看作简单地去回应“全球”，“全球”也并非“地方”的集合，应该分析渗入到各种各样的社会、符号和地理空间的互锁关系、行动者的“项目”以及社会实践。诺曼•龙认为社会界面的概念有助于探讨社会利益、文化解释、知识及权力之间的矛盾是如何被调解、保持或转化的。

总之，行动者导向的研究方法提供了理解某特定社会形态的发生以及在人们的每日生活和生活世界中被改变的概念及方法论的框架，但是并不提供有关社会和社会变化的一般性、普遍性理论框架。通过行动者导向方法对发展干预的解构，可以发现干预过程并不能被限定于特定的空间和由政策、计划所界定的功能内，干预的受益者并没有将他们对现实的感知和问题局限于由干预机构所定义的项目内容。人们加工自身经验并形成自己有关项目与干预的记忆，也习得他人的不同反应、战略和经验，因此干预没有由正式界定的目标和手段所标志的开始，也没有明确的终止和结束日期。然而，干预者关于‘诊断和描述’的话语强化了对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定（亦即对于战略和选择的界定），干预者的话语将现实割裂成不同的专业领域。我们因此必须与计划干预的典型的理想概念保持距离，将有计划的干预理解为一直不断发生的社会遭遇，理解为对意义与资源的不断斗争的复杂体系。我们因此也必须理解干预的本质：它是一个持续进行的社会建构过程，也是一个谈判的过程，而不是对于一个已经预知结果的计划和行动框架的简单执行过程。

演讲最后，诺曼•龙通过展示关于对菲律宾一个非政府组织和对中国农村的一个减贫援助项目的研究，展现行动者导向的研究方法在揭示组织内部工作人员对自身经历与困境叙事的建构，以及发展实践者同地方领导在“参与式”的干预项目中依然发挥权威关系，“参与”依然在强化现有的社会政治权力场域等问题中的解构与分析能力。

讲座结束前，诺曼•龙教授还回应了听众关于行动者导向方法实际运用以及进一步发展、这一方法与一些后现代思想之间的张力等问题。（宁夏整理，刘娟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