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79讲：小规模、家庭式、生计型、兼业性——农业发展的四大障碍？

2017年11月9日，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英国苏赛克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发展研究所教授迈克尔·利普顿做客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与广大师生展开了一次关于农业发展“四大障碍”的对话。

利普顿教授从人工智能打败国际象棋高手引入，由科技和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联想到了农业发展的未来，进而提出了一个问题：农业的未来将是怎样的呢？他驳斥了人们认为小规模、家庭式、生计型和兼业性是农业发展的四大障碍的观点，认为该观点忽略了农民的现状以及从中得到的收益，也忽略了1950年以来的实证数据；相反如果政策得当，通常所认为的“四大障碍”反而会成为“四种必要”。

他指出，实际的现状是：就耕作面积和占用的劳动力而言，世界上的农场还是以小规模农场为主；生计型农场尽管面临运输的障碍，仍蓬勃发展；家庭式农场所占的耕地最多，从业者也最多，仍广泛存在且生命力顽强；兼业性农场数据较少，但没有证据证明其正在萎缩。他认为，农民选择小规模的原因容易理解，但小规模与生计型、家庭式和兼业性之间的关系并不容易理解。小规模是利普顿教授论证的起点，同时也是他认为“四大障碍”中最重要、最基础的问题。

利普顿教授使用了201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农业普查数据进行分析。该普查显示，全球农场总数的84%面积小于2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12%。他还展示了不同国家农场规模变化的趋势，对于不同收入情况的国家，农村规模变化趋势以下降为主。他认为，上述趋势出现的原因是农场面积与单位产出的反比关系。他排除了小农场土地质量更好、人口变化、土地稀缺或农业技术等问题，提出了最关键的两个原因：较低的劳动力交易成本和产出处理成本。利普顿教授并未局限于小规模本身的讨论，他指出，在农业投入、收获后管理、销售环节不存在反比关系，较小的农场占据较好的土地并不能解释反比关系。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富裕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历史有力地证明了反比关系，成功的大农场所有者/控制者都以某种方式实现了劳动力交易和产出处理的低成本。从效果及影响来看，小规模农业生产有利于减贫、提高就业和优化产出分配；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平等，但这一功能正在减弱；对环境是否中性不得而知。利普顿教授提出，到底是小规模还是与之相关联的家庭式、生计型或者兼业性导致了反比关系呢？

接下来是对家庭式的讨论。利普顿引用了Graeub（2016）的数据，在提供了全球85%农业产出的98个国家里，有98%的农场一半以上的劳动力来自于家庭，耕种面积为全球总耕地面积的53%。家庭农场减少可能只是人们的感觉，其实在欧盟和北美等发达地区，公司农场也不比家庭农场经营情况更好。

生计型是第三个讨论的问题。利普顿教授列举了2000年以后中国、印度、俄罗斯、欧盟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在自给方面的数据，他认为，全球生计型农业的比例可能在下降，但比例仍然很高。

对兼业性农业的讨论比较简短。利普顿认为，尽管信息零散，但并没有证据表明兼业性农业效率低下或正在减少。对泰国、爱尔兰、挪威等国的研究表明，兼业性农业对生产效率没有影响，对中国和印度的研究表明，这两个国家的兼业性农业将继续增加。

利普顿教授还探讨了当下人们对小规模、家庭式、生计型和兼业性这几种特点的态度。有些人认识到了小规模的重要性，但大多数人认为，以上四个特点是农业发展日益恶化的罪魁祸首，且依次更甚。还有人认为，对小规模生产的过多关注会成为大规模减贫的障碍。

利普顿教授认为，当前的发展趋势是绿色革命与“四大障碍”并行其道，未来农业要针对不同的农场提供不同的政策，要跳出二元对立，小规模、家庭式、生计型和兼业性可以补充、保障、刺激市场与贸易。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人口问题使得“四大障碍”变成至关重要的“四种必要”，中国和印度的探索经验都对非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整理/张利利  编审/邵念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