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90讲：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的变迁

2020年10月22日，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首批文科“教育部人才项目特聘教授”特聘教授、“田野政治学”创始人徐勇做客“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他以“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的变迁”为题，从理论和历史变迁的角度向校内外学者和师生介绍了国家化对农民性的改变和国家对农村的整合。

徐勇教授首先谈到农村农民问题近二十年来一直是最热门的话题，成为学术研究的“显学”，但是存在“显学”不显的问题。过去对学术研究的定位存在错位，国内大量的研究是政策研究，学者们贡献的原创研究和有显示度的理论较少。我国的农村、农民研究主要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缺少历史，不知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由此导致政策的摇摆。二是缺少理论，不知为何如此，应该如何，政策缺乏理论依据。基于以上思考，他于2019年出版了《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一书，专门论述国家化对农民性的改变和国家对农村的整合这一问题。

徐勇教授主要从三方面介绍了现代中国对乡村的整合：一是对国家化与农民性的基本界定进行了梳理；二是介绍了传统时期的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三是分析了现代国家建设中的国家化与农民性。

他指出，国家是人类世界构成的基本单位，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组织，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从氏族社会脱胎而来的，由此构成国家的地域性和公共权力性。国家化是人们超越血缘氏族组织、设立国家政权并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组成社会的人们获得国家性的过程。国家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概念，具有双重含义，它包括两个不可分离的过程：一是人们从社会走向国家，以国家形态存在的过程；二是国家政权将人们整合到国家体系中来的过程。“国家化”是对“国家性”的过程概括，“农民性”是由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所赋予给农民的特定属性。这一属性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乡村整合就是国家通过一定方式将乡村整合到国家体系中，实现农民与国家的一体化。

中国是一个因农业而生，且农业文明格外发达的国家，传统农业社会规制了后来的变革。“百代皆行秦政制”意味着是历史长、周期反复演化的制度，产生了持久性影响。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由于国家能力有限，国家通过宗法封建的方式进行治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统一的中央集权治理，土地、人民、政事置于君主集中统治之下。商鞅变法实行分家立户，使中国农民率先突破宗族村社共同体的外壳，个体家庭成为主要生产组织，形成了一个能够不断再生产亿万自由家户小农的制度。国家通过税赋和劳役，建立起与农民之间的直接联系。税收的高、重、轻就决定了农民和国家的互动，在传统时期，国家化和农民是强互构的。帝制的国家化要求统治者“爱民如子”，也容易造成“苛政猛于虎”。家户自由农具有自主的行动能力，有自已的政治理想。

中国的变革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周期性变革，一种是持久性变革。19世纪以来，中国由历史的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国。中国要具备现代国家的双重性，就需要对农村进行改造，通过一系列“下乡”的国家行为实现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深度介入，进行改造性整合。国家通过一系列建设性手段促进农村的发展，提升农民权利，享受国民待遇，将农民变为国家建设性力量。随着现代国家建设的推进，国家财政基础以非农产业为主，国家有了更多条件支持农业发展，从而有了废除农业税、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举措。农民性在这一互动过程中也得到改变，成为现代要素日益增多的国民化农民。

讲座结束后，叶敬忠教授对徐勇教授所提到的“学术研究是一种知识生产，它必须有历史感和理论感”表示强烈认同。叶敬忠教授表示自己也曾对社会研究和知识生产的功能定位发表过相关观点（参见新京报，2019，《理解乡村振兴，学者不能想当然》），他认为社会科学的精髓未必在于什么发明创造，而在于对理论脉络的梳理和知识传统的累积。

在讲座的问答环节，徐勇教授从政策治理角度回答了乡村教育整合过程中如何与认同性的国家化结合起来的问题，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角度回答了庄园制、村社制和家户制的不同发展路径。最后，他强调学术生产首先一定要具备历史感，知道从何而来，到何处去；其次要有理论，要知为何如此，应该如何，理解背后的理论脉络和逻辑。

【整理/刘启慧  编审/刘娟 邵念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