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第84讲：社会变革与政治社会学——中国经验为转型理论提供了什么？

2018年10月26日下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做客“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以“社会变革与政治社会学——中国经验为转型理论提供了什么？”为题，为参会者讲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中国经验为社会转型理论提供的补充性解释。

讲座伊始，张静教授首先介绍了社会变革和秩序动荡的关系。一般而言，社会变革会引发社会冲突的加剧，但在一些国家，社会冲突没有威胁到变革中心秩序的形成，而另一些国家，却长期处于社会动荡中。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中国经历了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变革，也出现了大量的社会矛盾，触发了各种群体利益不平衡，但为何没有出现强大的对抗改革的社会力量？为什么在变革中，中国社会保持了基本的内聚力，它是如何保持的？社会和政治冲突在不少国家的变革期发生，它们导致一些执政权威结束了政治生命，但为何中国执政所依赖的社会基础仍得到扩展？对于变革与秩序基本关系的解释理论，中国实践又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新知识呢？这些问题困扰着国内外无数学者。

张静教授围绕上述基本问题，分别从中国社会变革的特点、方向、动力与社会变革的稳定性来源等方面为听众呈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发展经验。中国的社会变革超越经济意义，它是一个有方向的社会转型：一些新的组织类别、社会身份及关系结构出现，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也经历着1949年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重组。这一重组的基本方向，是从全面的行政再分配组织体制中，生长出资源分配的市场组织体系，主要表现为资源的自由流动空间增加、机会结构分化、劳动者地位获得模式更多元等方面。这些进步使得多数人从这四十年的社会变革中获益，变革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

但是，中国的社会变革不同于其他的转型国家，中国的变革存在“路径依赖”，这表现在中国四十年的改革中，相对于政治资本，人力资本在社会地位上升中的作用并没有出现超越性优势。转型理论假设政治资本与人力资本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但它低估了变革中原有社会组织结构、资源的“路径依赖”。这些组织历史上的资源获取和分配模式，不仅参与了竞争，出现了新的形态，而且在变革中持续地发挥影响。这些由于组织和制度差异导致的身份差异，是中国社会变革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同时，张静教授的研究表明，利用资源的资格优势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它还与社会的组织结构状况有关。不同组织和国家中心体制的制度化关联不同，导致不同组织中的人实现权益的渠道和效能不同。作为一种制度环境，组织地位的差别影响了体制外人员和组织的资源利用。同时，这些新发现修正了转型理论的解释，再分配经济中的身份差异可能不仅不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削弱，而且在特定的社会组织化条件下还可能产生新的身份差异。

张静教授从社会变革的稳定性来源方面，为我们展示了相较于其他社会，中国的社会转型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的原因。在这方面，政治社会学除了关心正式制度的发展之外，还特别关注非个人的、非预期的、具有长程、系统性特点的基础性变迁，同时在中国社会中，不能只看正式制度怎么规定，还要深入地方实践去看人们“怎么做”。她从五个方面为听众呈现了在社会变革中人们是“怎么做”的。第一，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形成了发展型意识形态的共识，即“一心一意谋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通俗地讲就是“全民致富”。这导致政府角色和干部激励都向发展标准和经济政绩导向转型，也促进了企业家群体和地方政府的广泛合作。第二，绕过制度的障碍，用规避的方法而不是直接冲突办法做事情。在地方层面，通过各种绕过制度障碍的“创新行为”，让正式制度适应地方需要。第三，在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家在绩效合法性方面逐步上升，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在增加并逐步进入国民生存风险的保护领域。同时，国家公共财政的配置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为了弥补税收后基层财力的不足，中央政府开始大幅增加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第四，中国社会自1949年以来的社会组织化进程和中国人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构建了特有的利益结构，形成了新的社会分类单位，这一特殊的结构分割了社会横向进行组织化联合的动力，消解了对抗变革的各种自组织力量。第五，中国的基层调解机制再度兴起。

总之，中国的社会变革主要不是依靠政治制度的演进，而是依靠历史路径开展，它以一种特有的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作用在进行变革。同时，中国的变革经验对转型理论提供了补充性解释：名义上未变，实际上发生了适应性改变。

【孙清波 整理、邵念念 编审】